对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历史考察

[摘 要]学术界对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该学派活跃于1923-1927年，主要以余家菊、陈启天等青年党分子为骨干，以国家教育协会为核心团体，以《中华教育界》、《国家与教育》、《醒狮周报》等刊物为主要学术阵地，鼎盛时期其成员逾160多人，其有关思想及实践，对当时中国教育特别是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教育学派 收回教育权运动 考察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7-0110-08

所谓国家主义教育学派，是指活跃于1923-1927年，以余家菊、陈启天、李璜、左舜生、杨效春、曹刍、古楳等人为代表，以国家教育协会为核心团体，以《中华教育界》、《国家与教育》周刊及《醒狮周报》为主要学术阵地，信仰与鼓吹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一批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该派在鼎盛时期，其成员逾160多人，汇聚了一批知名教育家。其独树一帜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及有关实践，也对当时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限于篇幅，本文只重点讨论该派的兴起、解体过程及成员考证，并兼论其对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历史贡献。至于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当另文探讨。

一、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崛起与终结

五四前后至20年代中期，受内外多种因素的驱动，中国思想文化界空前活跃，社会思潮异彩纷呈，新学派迭出，学术论争频起。就教育界而言，平民主义、实用主义、科学教育、职业教育等新思潮大行其道，固然引人注目；但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隐而复显与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出现也同样不可忽视。

近代中国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发轫于清末民初，罗振玉、梁启超、刘显志、刘以钟等学人曾先后措意，但一直未成思想界的主流。20年代初，一些学者续其波、衍其流，继续鼓吹国家主义教育。1921年11月，时执教于南京高师的教育家徐则陵，即在该校教育研究会讲演《教育上之国家主义》，认为“今日之教育现状，教育无宗旨，故教材教法，都无根据。欲教育改良，须即定宗旨，以养成吾国文化，为国性之寄托。同时提倡大同主义，以救其偏。”[1] 1923年10月，北平大学教授高仁山发表《教育与国家》一文，提出“更察欧洲自十八世纪末叶以至今日，各国教育所共有的宗旨，未有出国家主义的范围者；因思各国教育之特点，又为国家之魂胆，故对今日一团散砂之中国，教育宗旨，惟以陶铸国魂为第一义”。[2] 上两文提及的“国性教育”与“陶铸国魂”，其实质均是国家主义教育。但诚如舒新城所言，徐则陵与高仁山“虽曾提倡国家主义的教育，但并不作为一种唯一的信仰竭力宣传”，对此有系统的研究与宣传的，要首推余家菊与李璜。[3] （P333） 1923年8、9月，留英学者余家菊撰成《人格的动力》、《民族性的教育与退款兴学问题》、《基督教与感情生活》、《教会教育问题》等文，先后在《中华教育界》、《少年中国》月刊等杂志发表，从“发扬国民意志”、“鼓荡国民国家意识”、“排斥非国民教育”等角度对国家主义教育进行了初步的发挥。同期，留法学者李璜也发表《国民教育与国民道德》、《国民教育与祖国观念》、《国家主义的教育》、《国民小学教师对于今日中国国家的使命》等文，强调以“国民教育”实现国民精神上之统一。1923年10月，在时长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的左舜生的支持下，余、李将已刊、未刊多篇文章汇编为《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之一种，交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他们在该书序文中声明：“书中所用名词，如民族教育，国民教育等，彼此时有出入，但其所表现的主要精神则完全一致。主要精神为何？就是国家主义之教育而已。”[4] （序言） 该书出版后，在教育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余家菊对教会教育危害的剖析与“收回教育权”口号的提出，令人耳目一新，“很能引起教育界素来留心教会学校问题的朋友之注意与研究”。[5] （P106） 民治当时说，自余家菊《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出版后，“教会学校之应否存在于中国，遂成为一问题。自然，对此问题，还有其他的远因与近因，然所谓‘滥觞’，当推余君一文。”[6] 余、李是20年代初明确主张以国家主义解决当时中国教育问题的两位学者，《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开始形成。

1924年6月，颇受余家菊思想影响的陈启天从南京高师教育科毕业，入中华书局，出任教育界重要刊物《中华教育界》之主编。他在主持该刊期间，确定以国家主义为办刊之方针，并顺应时势，积极改革，很快凝聚了一批热心中国教育问题的学者。该刊先后推出“收回教育权运动号”（第14卷第8期）、“国家主义的教育研究号”（第15卷第1、2期）等专号，大量登载有关反对教会教育及主张收回教育权的文章，使该刊几成为完全宣传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刊物，每期“销行至一万五千份以上”，[5]（P107） 成为当时中国教育界发行量最大、最畅销的学术杂志，社会反响颇大。同时由曾琦主编的《醒狮周报》也于1924年10月10日在上海创办，该报辟有余家菊主持的“教育特刊”等专栏，登载了余家菊、左舜生、陈启天、古楳等人不少宣传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来件、演讲与短论。在《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等刊物的影响下，1924-1926年，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在学界声势日隆。除上两种报刊外，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民铎》、《新教育》、《申报·教育与人生》、《时报·教育世界》等报章杂志也发表了不少关于国家主义教育的文章。可以说，陈启天在《中华教育界》、曾琦在《醒狮周报》的办刊实践，既使陈启天等人最终完成了国家主义教育的理论建构，也为国家主义教育学派训练了干部、凝结了人气。

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学派正式形成的标志，无疑是“国家教育协会”的成立。1925年7月初，余家菊、范寿康、唐瑴、周调阳、李璜、舒新城、穆济波、李琯卿、左舜生、常道直、杨廉、祝其乐、陈启天、罗廷光、成荣章、古楳、曹刍、周邦道、李暄荣、杨叔明、李儒勉、彭云生、罗承烈、舒启元、章伯钧、张鸿渐、田培林等27人共同发起成立“国家教育协会”。其成立启事中明确强调以国家主义教育为唯一的“救国之道”。该成立启事以《国家教育协会缘起及简章》为题，先后刊登在7月9日出版的《时事新报·学灯》、7月15日出版的《醒狮周报》第41号及8月出版的《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2期三种报刊上。所不同的是，《中华教育界》所载该团体发起人总数为39位，比《学灯》及《醒狮周报》上的名单多出12位，新增的是李相勖、杨亮功、吴定良、刘乃敬、黄敬思、钟道缵、张之恺、游嘉德、齐国樑、刘拓、汤茂如及邰爽秋。根据余家菊等人制订的简章，国家教育协会以“本国家主义的精神以谋教育的改进”为宗旨，设会务委员会主持会务。第一届会务委员会由左舜生、李璜、舒新城、余家菊、陈启天共5人组成。该会并下设“收回教育权研究会”、“教育用书研究委员会”、“国家主义宣传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后于1926年初又增加了“国家教育政策委员会”。该会的总部设在上海，通讯处初为“上海静安寺路民厚北里一七一九号”，后改为“上海福煦路民厚南里六零八号”。

国家教育协会成立后，曾广泛征求会员，并公布“第一年计划大纲”，准备开展六项活动：一是发行教育特刊，二是发行教育专刊，三是发行国家教育协会丛书，四是分组研究编辑教育用书，五是组织各地分会，六是分赴各地讲演。[7] 但好景不长，该团体维持至1927年即告终结。据笔者查考，作为该团体的机关刊物，由余家菊、曹刍先后任主编的《国家与教育》周刊，实际只出刊39期，最后一期的出版时间是1927年1月21日，表明此时该刊遇到严重困难而被迫停刊。但此后，“国家教育协会”的名称还在报刊上出现过两次。一次是1927年3月12日，该日出版的《醒狮周报》第124、125两号合刊上载有《国家教育协会为共产党招致外患事告全国教师》一文。另一次是1927年11月，舒新城所著《收回教育权运动》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封面题为“国家教育协会第七种”，这应当是当时有关书报杂志上最后一次提到“国家教育协会”的名称。随着《国家与教育》停刊及国家教育协会停止活动，其成员多分散各处，该派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

1927年后该派解体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领军人物的分离。作为该团体主要领导者的李璜、余家菊、陈启天、左舜生等人，从1926年下半年起因事而分离，很难聚合。如李璜在1926年冬应成都大学、成都高师之邀，赴川任教；而余家菊、陈启天则在1926年7月应军阀孙传芳之邀，赴金陵军官学校任教；左舜生则在1926年初由中华书局资助，赴法留学一年。该派几位领军人物天各一方，联系不易，自然使国家教育协会很难开展正常活动。二是学术阵地的变化。如前所述，《中华教育界》、《国家与教育》周刊及《醒狮周报》是该派的三大学术阵地。但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除《醒狮周报》仍能维持出版外，其他两刊均出现一定的变化。1926年11月，陈启天辞去了《中华教育界》主编之职。陈启天主政该刊期间(从1924年7月第14卷第1期至1926年11月第16卷第5期，共主编29期)，曾利用其地位刊发了该派多篇文章，仅本人在《中华教育界》上就发表过20多篇，[8] （P119-143） 可见其对该派的重要性。《国家与教育》周刊创刊后，其维持经费与稿源均出现较大困难，曾在上海、北京间两易其地，并两度附刊于《醒狮周报》。但即使如此，终因经费拮据而不得不于1927年1月21日出完39期后寿终正寝。此两刊的变化，使该派失去了学术倚重中心，其影响颇为致命。三是政治环境的影响。20年代初，中国南北对峙，各派军阀拥兵割据，政局纷扰，罗志田先生形象地称之为“五代式的民国”，[9] 颇为传神。但从学术文化上说，此期又恰是一个较为宽松、繁荣的时代。统治阶级对学术文化的统制尚不细密，学人之间的争鸣也较少党派色彩，这些均为包括国家主义教育派在内的各种知识分子创新思想、研究学术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好景不长，1926年秋后，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与国民党势力从南至北的扩大，国民党政府对学术文化的控制逐渐趋于严密。政治上，明确将国家主义派视为一个反动团体而予以禁止。教育上，则提倡“党化教育”，反对所谓“国家主义的教育”。在这一背景下，国家主义教育学派也不免受其牵连，多数人不得不放弃原有主张，另谋出路。总之，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及国家主义教育派自1927年后陷于低潮甚至销声匿迹，实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政策有密切关系。

二、国家主义教育学派成员稽考

关于该派成员的数字及名单，迄今未见有人提供。据国家教育协会的简章，“凡具备下列资格之一，由本会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会务委员会之同意并填本会志愿书者，得为本会会员：（甲）赞成本会宗旨，从事教育事业或研究教育学术者；（乙）赞成本会宗旨，对于本会事业有特殊援助者。”1925年12月26日，该会发表了第二号通告，对外宣称“截至现在，共有会员一百四十八人”。[7] 1926年1月23日，又宣称“本会会员共有一百六十人，以在北京、南京、武昌、美国者为最多，业已分别组织分会，以便联络研究”。[10] 此后，未见该会公布新的会员数字统计。因此大致可推定，该会会员总数约160多人。国家教育协会是国家主义教育派的核心团体，其会员当然是该派成员，但该派成员实不限于此。在该团体成立前，陈启天任主编的《中华教育界》就刊行过“收回教育权运动号”、“国家主义的教育研究号”，其作者均赞成国家主义教育，应视为该派成员。这样来看，该派实际成员数肯定多于160人。

笔者统计了国家教育协会发起人名单、《中华教育界》5期专刊(分别为第14卷第8期“收回教育权运动号”、第15卷第1-2期“国家主义的教育研究号”、第15卷第9期“留学问题号”、第15卷第11期“师范教育号”、第16卷第1期“小学爱国教材号”)作者名单及《国家与教育》各期作者名单，除去重复及个别未署真名者待考不计外，总计得101人，这应是目前所知有姓有名的国家主义教育派的成员数字。但这101人中，生平可考者也只有55名，具体情况见下表。

分析上表资料，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这55名可考的主要成员中，既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同时又加入“中国青年党”者，有余家菊、李璜、陈启天、左舜生、杨叔明、杨效春、曹刍、彭举8人；另外，舒新城、穆济波、常道直、古楳、李儒勉、杨亮功、唐瑴、刘拓、邰爽秋、吴俊升、王崇植、汤茂如、谢循初、王光祈、周太玄等15人具有“少年中国学会”会籍；而邱椿、常燕生、李琯卿3人具有中国青年党党籍。三项合计共有26人，几占一半。这即是说，该派主要成员具有“少年中国学会”或“中国青年党”的背景。特别是其领导层——会务委员，除舒新城外，其他4人均是青年党的重要领导人物，说明青年党对该派的影响力较大。李璜曾说，他于1925年7月初从武昌大学返回上海，“与慕韩、舜生、启天诸同志会商发展党与团的工作办法”。曾琦受各地国家主义团体纷纷成立的鼓舞，“即决定三种扩大组织与声势方针”：“一为促在巴黎之中国青年党中央党部迅即移回上海，在巴黎之重要干部早日回国活动；二为组织‘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在联合活动中物色并吸收党团员；三为扩大国家教育协会活动，将一向本着我与余家菊同志在巴黎所合著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书中所标明的宗旨与作法，积极向教会学校进攻，而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他强调，这些决定在1925至1926年很快“表现出活动的成绩”，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教育界服务的会友多半加入了国家教育协会，一时声势甚盛”。[11] （P189-190） 曾琦也曾言“国家教育协会为本社社员及国内外教育家之信仰国家主义者所组织”。[12] （P608） 从这两人的记述看，该派核心团体——国家教育协会确与中国青年党关系密切，可以说它是中国青年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第二，该派主要成员职业多为报刊编辑、主笔、大学教授、中学教师、留学生等。其中有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学习或供职背景的达22位。李璜曾回忆说，“国家教育协会”是由在南京东南大学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发起成立的。[11] （P44） 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的李清悚也回忆：“东大也是国家主义派活动的基地。国家主义派后来改称中国青年党，该党的大头目余家菊、陈启天就在东大，余任教授，陈是教育科学生。他们在东大建立组织，以谢承平、周谦冲为领导，参加者有程宗宣、方应尧、江澄等。”[13]（P127-135） 陈启天当时是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的负责人，而谢循初、曹刍、李儒勉、邰爽秋、杨效春、唐瑴、吴俊升、古楳、穆济波、舒新城等，均为该分会的成员。此外，陈启天还身兼《中华教育界》的主编，与教育界关系密切。因此，考虑到以上情况，东南大学与“少中”南京分会故旧师友，声应气求，加入国家教育协会者自然颇多。

第三，国家教育协会在“会务消息”中曾提到在美国设有分会。前文中提到的留美学生如钟道缵、田培林、黄敬思、刘乃敬、李相勖、汤茂如、邰爽秋、杨亮功、刘拓等，及未列出的张之恺、游嘉德、齐国樑等人，绝大多数在美国留学，即可肯定为美国分会的成员。在这方面，杨亮功的回忆可以印证。杨于1922年夏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此时该校已有中国留学生十数人，“据我记忆所及有张香谱、齐国樑、杨克纯、黄敬思、曾颂彬、郑通和、郝耀东、何浩若、萨本栋、沈有乾、祁志厚、邓春膏、谭天凯、方重、谢文柄等”。后杨亮功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继续学习，该校中国留学生较多，“我记得当时同学有李建勋、齐国樑、程时煃、邱椿、邰爽秋、常道直、钟道缵、陈科美、刘乃敬、郑通和、汤茂如夫妇等。”[14] （P39-42）

三、国家主义教育学派对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历史贡献

如从1923年9月余家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算起，至1927年国家教育协会停止活动，国家主义教育派前后存在不过四五年时间。然而，在这有限的时期内，该派创刊办报，著文立说，组织团体，讲演集会，其有关主张与活动，仍然对当时中国教育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陈启天后来在总结该派成绩时曾指出：“国家主义自重行提出至归于伏流，虽为期不过五年，然在教育史上却有可以叙述的价值……第一为收回教育权，与教会学校以大打击。第二为扩大军事教育活动。第三为学校课程加授爱国教材。第四为促成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决议以国家主义为教育宗旨。第五为建立系统的教育理论。第六为刊行许多教育书报，对于实际教育问题均有详细的讨论。第七为唤起教育界对于国家的观念，而扩大爱国运动。”[15] （P199-200） 就其在1924-1927年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表现看，该派实做出诸多实际的贡献。

首先，该派成员在宣传和组织方面，对收回教育权运动贡献卓著。宣传方面，除在《醒狮周报》、《中华教育界》、《国家与教育》等刊物推出“学校军事教育问题号”、“收回教育权运动号”、“国家主义的教育研究号”、“留学教育号”、“师范教育号”、“小学爱国教材号”等专号予以尽力宣传外，他们还在《时事新报》、《学灯》等报刊上竭力鼓吹这一运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由余家菊、曹刍先后担任主编的《国家与教育》周刊，共出刊39期，载文就将近80篇，其中有约一半以上的文章与收回教育权运动相关。该团体并推出“国家教育协会小丛书”，由罗廷光负责制订出版计划，[16] 共出版余家菊《国家主义教育学》、周调阳《教育统计学》、杨廉《西洋教育史》、祝其乐《国家主义与乡村教育》、常道直《德国教育与国家主义》、陈启天《国家主义与近代欧美教育》、舒新城《收回教育权运动》等7本著作。此外，该派的一些成员还刊行过《国家主义讲演集》、《国家主义论文集》、《教育原理》、《建国政策发端》等书。以上著作大部分均涉及到收回教育权问题。该派对宣传的重视也体现在1925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于山西太原举行的第四次年会上。在本次大会上，陈启天、余家菊、李璜等该派成员“异常活跃”，“余家菊将自己所主编的《中华教育界》，变为国家主义派的宣传刊物，并配合上他们的机关刊物《醒狮》，大量地在会上赠人，不论大会职员和与会社员，几乎是人手两册”。[17] （P591-594） 组织方面，除发起成立国家教育协会外，该团体还推动一些地区成立收回教育主权的社会团体。1925-1926年，随着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开展，各地成立了不少推进这一运动的社会团体。这些团体中，有一些是受国家主义教育派影响而成立的。比如1925年初，李琯卿、张希为、陈荇荪等人在浙江宁波组织成立“爱国青年社”，发行《爱国青年》半月刊，其负责人李琯卿即为国家教育协会发起人之一。五卅运动后在开封成立的“河南收回教育主权促进会”，其发起者为嵇明、彭霖、翟荫梧、熊梦飞、周调阳、罗廷光、余盖等人。其中，周调阳、罗廷光为国家教育协会成员。[18] 1926年初，南京教育界成立“中华教育主权收回运动同志会”，发行《黄镜》旬刊，其宣言中明确肯定赞同余家菊等人提出的“教育上的不合作主义”，[19] 表明它也是一个受该派影响的组织。

其次，1925-1926年，该派成员曾与以曾友豪、孕欧、禇赓尧等为代表的《时事新报》作者，及以朱经农、程湘帆、刘湛恩等为代表的教会教育家展开积极论战，有力地廓清了批评者对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各种诘难。①

自余家菊、陈启天等人在《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等报刊杂志努力鼓吹以后，“收回教育权”遂由一、二学者的“私议”而变成教育界、舆论界的普遍呼声，成为时人所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国家主义教育派成员不遗余力地抨击教会教育，积极倡导收回教育权，他们也提出了处置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的具体操作办法。但收回教育权毕竟是一个说起来容易而实行起来颇难的问题，该派的积极宣传，并不能打消关心此一问题人们的所有疑虑。面对当时中国国弱民贫、外交不争气的现实，习惯任人宰制的国人不得不担心：欧美列强这一次会主动放弃其权益而让中国收回教育权吗？抑或像从前一样，对中国民族的合理要求继续不予理睬？即使列强对中国收回教育权不干涉，那么又到底该如何收回教育权与处置教会学校(包括为数众多的教会学校学生)呢？是对教会学校彻底解散还是收回自办？是收回后由政府主办还是收回后由中国教徒自办？是否允许教会学校在限期内进行改良然后予以注册承认？对于这些问题，不同政治和思想背景的人们自然有不同的理解和回答。1925-1926年，围绕以上核心问题，该派与批评和反对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学者人士，遂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

收回教育权论战主要有两次。第一次论战发生在1925年春夏间，主要以《时事新报》、《醒狮周报》为主阵地，在国家主义教育派和曾友豪、孕欧、禇赓尧等《时事新报》几位作者中展开。论战双方对收回教育权的必要性均没有异议，对排斥宗教教育也颇为认同。关于教会学校的评价，双方虽有争议，但也并没有过多地纠缠不清。真正成为论辩主题的，主要是两个：一是收回教育权的同时要不要整顿国人自办教育，二是收回教育权究竟采取什么方法——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还是民间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在第一个问题上，《时事新报》的几位作者对国人自办教育颇多不满意，要求收回教育权与整顿自办教育双管齐下。应该说，他们批评国人自办教育本身无错，这多少显示了其对中国教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心，但将其与收回外国教会学校相提并论，却存在着转移国人视线、分散斗争精力的副作用。在第二个问题上，《时事新报》几位作者无视五四以来中国人民日渐觉醒、爱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现实，根本忽视广大民众力量的巨大作用，却将收回教育权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对外交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不重视”上，凸现其想法的单纯与幼稚。相反，国家主义教育派强调帝国主义的狡猾与单纯依赖政府力量的不可靠，主张以民间的宣传抵制来推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进行，其主张无疑更为明智可取。从作者的思想背景及立场来看，曾友豪等《时事新报》的几位作者应是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同情者，也可以看作是国家主义教育派的同盟者，而非真正抵触此一运动的反对派。因之，这场论争不是一场谁对谁错的是非之争，而更多地体现出收回教育权阵营内部激进与缓和两种策略方法之争。

第二次论战发生在1925年3月-1926年8月，主要以《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和《东方杂志》为主阵地，在国家主义教育派和朱经农、程湘帆、刘湛恩等为代表的教会教育家之间展开。在论战中，余家菊、陈启天、左舜生、古楳、杨效春等该派成员，积极宣传“教育系国家主权”、“教育与宗教分离”等观点，要求取缔外国教会学校。而教会教育家则大多否认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实施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的工具，极力掩饰教会学校内部的种种黑幕。相反，却大肆宣扬“教会学校有功于中国论”、“宗教教育合理论”及“教会学校改良论”。他们反对国家主义教育派所主张的对教会学校实行严格取缔、严格注册、严格管理监督的政策，要求对教会学校实行宽容政策，不仅宽容其存在、宽容其注册，还要宽容其实施的宗教教育。说到底，对于收回教育权运动，相当一部分教会教育家实质上是站在反对派立场说话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国家主义教育派与该派的论争，更多的是一场要不要收回教育权、要不要取缔教会学校的是非之争，两派思想明显具有进步与落后的分野。

再次，余家菊、陈启天等该团体会员，不仅提出了教会学校立案注册等收回教育权的诸多具体办法，而且积极推动有关教育团体通过收回教育权的决议，为政府最后出台有关教会学校的严格管理规定奠定了基础。

如何处置为数众多、社会影响重大的外国教会学校，是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一个核心而棘手的问题。在这方面，时人提出了“取缔”、“保留”、“改良”、“暂缓收回”等种种方案，但在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上均不及余家菊与陈启天提出的“严格立案注册法”。早在1923年9月发表的《教会教育问题》一文中，余家菊就提出处置教会学校的五大措施，一是“于宪法教育章中明白规定教育于各宗教恪守中立”，二是“施行学校注册法”，三是“施行教师检定法”，四是“严格实行义务教育法规”，五是“未经注册之学校之各级学生或毕业生不得享受各该级学生或毕业生之权利”。[20] 1925年2月，陈启天又在《我们主张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理由与办法》一文中，提出“实行教育上的不合作主义”、“组织收回教育权的特殊机关”、颁布有关“收回教育权令”或“收回教育权条例”等四大主张。其中陈氏所拟订的“条例”，具体内容有14条，其基本精神与前述余家菊提出的“学校注册法”是一致的。[21] 1926年8月，该派主要成员杨效春在与程湘帆的论战中，也重申了陈启天制订的对教会学校的处置之策。[22]

在制订有关办法的同时，该派积极推动有关教育团体通过收回教育权的决议案，以期扩大社会影响，对政府施加压力。1924年7月在南京东南大学举行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上，余家菊、陈启天、左舜生、谢循初、常道直、唐瑴等12人联名提出《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案》，经与其他类似两案合并修改后获得通过。[23] 1925年8月在太原山西大学举行的第四次年会上，陈启天又提出《限制教会学校入社案》，意在排斥教会学校及其代表加入中国教育团体。但因大多数社员担心教会学校数量众多，若限制其加入，对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发展不利，所以该案未能通过。[24] 1924年10月及1925年10月，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第十、第十一次年会也分别通过《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学校内不得传布宗教案》、《请各省区行政官厅设法收容教会学校师生案》等决议，从而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最终形成北京政府、广东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均出台了有关教会学校的立案注册规定的可喜局面，收回教育权运动也因此取得基本胜利。

综上所述，国家主义教育派虽然是一个短命的教育学派，但它曾经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起过特殊作用，在教育史上自有其价值，史家对此应给予适当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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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志田. 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J]. 近代史研究，1999，（4）.

[10]会务消息[J]. 醒狮周报（第68号），1926－01－23.

[11]李璜. 学钝室回忆录：上卷[M]. 香港：明报月刊社，1979.

[12]陈正茂. 曾琦先生文集（上册）[C].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13]李清悚. 我对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的回忆[A].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Z]. 政协江苏省暨南京市文史资料委员会，1983.

[14]杨亮功. 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M].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15]陈翊林. 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M]． 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16]会务消息[J]. 醒狮周报（第71号），1926－02－20.

[17]曲子祥. 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太原召开第四届年会的情况[A]. 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1卷）［Z］.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

[18]余盖. 河南实行反对教会学校之亡国教育[J]. 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5期），1924－11.

[19]中华教育主权收回运动同志会来函[J]. 醒狮周报（第68号），1926－01－23.

[20]余家菊. 教会教育问题[J]. 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1923－09.

[21]陈启天. 我们主张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理由与办法[J]. 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8期），1925－02.

[22]杨效春. 评程湘帆君《收回教育权的具体办法》[J]. 醒狮周报（第97号），1926－08－22.

[23]第三届年会议决案[J]. 新教育（第9卷第3期），1924－10.

[24]程湘帆. 论本届中华教育改进社未成立之限制教会学校入社案[J].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3期），1925－10.

责任编辑：杨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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