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悲剧《赵氏孤儿》的形成机制

摘 要：历史剧《赵氏孤儿》借历史，歌颂了时代英雄，写出了朝代兴亡，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本文从社会环境、作品内涵的民族精神以及时代特点解读这部杂剧，从而认识理解作品的现实意义和一直以来文学具有的政治教化功能。

关键词：《赵氏孤儿》;民族精神 ;环境;时代

元杂剧《赵氏孤儿》[1]是纪君祥根据《史记》所载，进行改编创作的历史剧。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高度评价：“明之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2]在我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盛誉，“清雍正时，还被法国人介绍到西欧，大作家歌德、伏尔泰看了，也深受感动，可见《赵氏孤儿》在世界文坛上也是颇有地位的。”[3]

对这部优秀的悲剧作品多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是对《赵氏孤儿》改编问题的研究，也就是对《赵氏孤儿》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研究;第二是对作品的主题思想及艺术价值的研究;第三是国内外传播及其影响的研究;第四是对《赵氏孤儿》元明刊本比较研究。本文通过对《赵氏孤儿》这一悲剧产生的民族文化根源和社会环境以及时代特点的解读，认为《赵氏孤儿》的形成是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时期，民族特性和独特的文化碰撞和交融的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作家的文化意识、时代的群体审美意识、历史文化知识等在这样的影响下也不自觉的表现在作品中。通过作品这一“活化石”还原宋末元初的现实环境，体会时代的文化精神。

一、《赵氏孤儿》的形成机制

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在《艺术哲学》中结合具体的艺术现象，分析艺术的发展历史，进一步论证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个要素。的确艺术作品是记录人类心理的文献，种族不同，民族心理反映也不同，而且人类心理的形成，又离不开一定的外在条件。《赵氏孤儿》这一艺术作品的形成也得益于种族、环境、时代三个要素的影响。

（一）种族——中华民族的特性

丹纳所说的种族是指种族的特性，他说的种族实际上混同于民族特点，认为民族性是民族的“永久本能”，是“不受时间影响，在一切形势、一切气候中始终存在的特征”。[4]只要是同一种族，即使时代不同，总在内心深处有一些原始的印记，而这种印记更多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的积淀下的是历史的产物。民族特性不会消失，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在精神生活中，一旦形成了的东西，就不在消失，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保存了下来，并在适当的时候，……它还会出现。”[5]因此形成《赵氏孤儿》的种族机制更多是民族的文化精神，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民族的审美习惯和爱好。

1.民族的文化精神——人道观念和宗族观念

“中国文化是一种现实人生的和平文化。”[6]这源于中国民族源远流长的人道的观念，这种人道观念指是强调人的社会关系，注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制的文化，并且以礼仪来调节的。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人”（《论语·卫灵公》）董仲舒“《春秋》之义，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7]儒家讲求人伦之礼，把复仇上升到了做人的道德规范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复仇的观念在我国不论是庙堂还是民间都是受到肯定的。剧中在屠苏贾设计灭杀赵盾全家时，赵朔——驸马嘱咐公主，“待孩儿他年长后，着与俺这三百口，可兀的报冤仇！”随后的在救孤这一路途中，公主，程婴，公孙杵臼都说出要赵氏孤儿“成人长大，与他父母报仇雪恨”。剧本中以复仇为存在的根本，孤儿长大后，得知自己的义父是杀害他全家的人，毫不犹豫的“他！他！他！把俺一姓戮，我！我！我！也还他九族屠。”我国文化注重血缘的文化，维护家族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2.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 忠君和正义

自先秦的“独尊儒术”开始，统治者就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赵宋王朝也是以儒术立国，宋初有“半部《论语》取天下”，“以半部《论语》致太平”的说法。儒家强调以礼来治国，“礼实际上是规范人们的行为，是一级制约一级”。儒家的道德观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作为臣子，要忠君爱国。杂剧中的赵盾一家，就是被屠苏贾以“今时不忠不孝之人，甚有欺君之意”的借口，使“灵公一闻其言，不胜大恼”，便让屠苏贾将赵氏满门诛尽杀绝。可见忠君的道德观是很重要的评判标准。而屠苏贾在第四折中露出了他的狼子野心，“弑了灵公，夺了晋国”，所以赵孤的复仇又是维护君主，歼灭奸臣的正义行为。忠君和维护正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重要工具。

3.民族审美习惯和爱好   大团圆的结局和邪不胜正的信念

在中国人心中，一直有着一种美好的愿望“天人合一”。无论是多尖锐多激烈的矛盾冲突，都能转化为一种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与对幸福生活积极努力追求的肯定。这种整体性和谐思维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群众的审美心理。《赵氏孤儿》这一悲剧在人物塑造上，基本属于善恶分明，甚至类化。比如，奸臣屠岸贾与各路仁人志士的对比。结局更是以善取得最后的胜利的大团圆结局来展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善恶观念。文学创作的关注点集中到了整部作品带给人的总体感受。《赵氏孤儿》整体上环绕着赵氏孤儿种种事件，各位仁人志士不约而同的做出了忠义的选择，自强不息、勇于牺牲。整体上呈现出不向恶势力屈服的坚强意志，为正义斗争而无所畏惧和自我牺牲的崇高的精神品质。在审美观念上，大众也是倾向和谐之美，《赵氏孤儿》最后君王“把奸贼全家尽灭亡。赐孤儿改名望，袭父祖拜卿相。忠义士各褒奖”的结局。无不是遵循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赞美忠臣义士、爱国仁人，然然是宣扬是中和之美和因果报应。因为在善遭到扼杀时，人们渴望正义战胜邪恶，恢复善的世界。观众乐于好人有好报，更喜欢善恶有报、和谐圆满的结局，为悲苦营造乐观的氛围。

（二）环境——“精神气候”

丹纳认为“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环境只是接受同他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发展。”[8]65“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9]57艺术作品是人类精神的产物，“只能由它们的环境来说明”。环境对《赵氏孤儿》的表现形式——杂剧和剧本的感情基调有重要的影响。

1.杂剧的时代

纪君祥采用杂剧的形式诉说这一历史故事，是因为“每个时期有他一定的品种，成为与众不同的产物，非常丰富，非常完全。”[10]64“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做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11]59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汉赋、唐诗、宋词到元杂剧，每一种都是时代要求下的主流文化。元代统治者不重视科举取士，并且文人的地位降到最低，文人流落到勾栏瓦舍中讨生活，用杂剧的形式可以与嬉笑怒骂中描写时代的人生的百态，可以释放自我的压抑不平的精神，追寻人生的价值。元杂剧是“中国最自然之文学”。[12]《赵氏孤儿》中既有君臣的相处之道，又臣子之间的忠奸对比，更包含了下层人民的为正义而无私奉献的精神气质，自然而然的容纳了社会百态，表露了时代中人民的精神价值追求和理想道德。

2.社会的需要

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的唯一条件就是歌德指出的：“不论你们的头脑和心灵多么广阔，都应当装满你们的时代的思想感情。” “艺术是由人们的心理创造的，而人们的心理是随着他们的境况而变化的。”[13]因此生活情况发生变化时，人的观念势必会逐渐发生相应的变化，群众的趣味也完全由境遇决定。而艺术家从事创作必然希望受到赏识和赞美，“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了一条发展的路。”在元初，杂剧是一种俗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娱乐，剧本是以满足观众的审美趣味为准绳。《赵氏孤儿》的作者纪君祥生卒年不详，钟嗣成《录鬼薄》卷上列为“前辈才人”，与“李寿卿、郑廷玉同时”，大概是元初人，据宋亡不远，并且宋皇室姓赵，是赵氏孤儿——赵武的后人。南宋统治者宣扬儒家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对程婴等人大加表扬，呼唤程婴等人的忠义精神。《赵氏孤儿》是人们熟悉的而有特殊意义的故事，剧本中各间层的仁人志士即使牺牲生命也要“存赵氏孤儿”是现实时代中希望保存赵氏王朝的民族意识。由于特殊的民族关系，汉人处于受异族侵犯、欺凌的地位，普遍具有了一种民族复仇情绪。

3.愤懑的环境

《中国文化发展轨迹》：“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代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层的郁闷。”[14]舍生取义的悲剧英雄，洋溢着一种惊心动魄的悲壮美，全剧始终充满了宋元交接时的悲愤的情绪，为了救赵孤这一正义事业，仁人志士以生命为代价，同残害忠良的奸臣抗争，程婴忍辱20年，正是元初汉民族屈辱的写照，赵氏孤儿长大后，复仇“摘了他斗来大印一颗，剥了他花来簇几套服。把麻绳背绑在将军柱，把铁钳拔出他斑斓舌，把锥子生挑他贼眼珠，把尖刀细刮他浑身肉，”宣泄了汉民族对野蛮屠杀汉人的统治者的愤懑之情，

（三）时代——现实生活的缩影

丹纳说“不论什么时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现实生活的缩影。”[15]290《赵氏孤儿》作为和《窦娥冤》并列的两大悲剧，正如郭沫若“借一段史影来表示一个时代或主题”的写法，剧中弥满着作家反映现实社会的强力的时代精神，是宋末元初的社会现实生活、政治和制度的生动体现。

元人统治时，元人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地位非常的不平等。汉人和南人不能为官。社会流行“十色”之传说：“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公、七猎、八民、九儒、十丐。”[16]657这时的知识分子身份只比乞丐高一点。文人们混迹于瓦舍勾栏，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17]这些文人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和关注，生活在民间，但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元朝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等级制度，文人失去了原本的“学而优则仕”的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同时文人们也就摆脱了对政治话语的依附，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创作出一代之文学。《赵氏孤儿》中，灵公听信屠苏贾之言，“将赵盾三百口满门良贱，诛尽杀绝。”[18]屠苏贾的假传圣意，杀了赵朔，“剪草除根”，不断的追杀赵氏孤儿，“若有盗出赵氏孤儿者，全家处斩，九族不留。”在程婴带走婴儿后，屠苏贾甚至要把全城的“半岁之下、一月之上”的小孩都杀了，以绝漏过赵氏孤儿。这些残忍的事情暗含元初汉人的黑暗处境。元初的黑暗的政治现状和文人的地位危机表露无遗。

二、美学意义

（一）现实意义

《赵氏孤儿》首先描绘了客观历史晋文公时期关于赵氏孤儿的真实现实，不仅仅简单的讲述一个古老的历史故事，而总是要借历史传达现实的声音，读者从故事中总能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看到作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面影。塑造了一批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是元初文化的活化石，通过这个文本的解读，可以对当时社会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历史真实，对现实的人生有指导、启迪和鼓舞的作用。汉族文人为主体的杂剧作家的社会地位普遍下降，使他们同社会的统治阶级离心，更接近下层民众，对社会现实认识更深刻。作者亲生感受到了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替，汉人的遭遇，好人的受欺负，于是作者在作品中极具极强的不屈服的意志。忠奸的斗争即表达出对当时的现实政治生活状况的不满，也是回念逝去的文人精神家园的赵宋王朝;通过对程婴这类小人物的赞颂，肯定了自身所处的小市民阶层的表现。

（二）政治教化功能

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仍然占据主流，统治者一直是用礼乐文化来治国安邦。杂剧自觉或不自觉的承担了传统文化宣传的载体，世世代代的无缘受教育的普通中国民众，他们的文化知识、道德准则、甚至是处事方式，几乎都是从戏剧的影响，潜意识中影响了他们的日常行为和文化心理结构。杂剧中张扬儒家的理论道德“忠义礼智信”“宽恕”等等，戏剧是政治教化不可或缺的手段。《赵氏孤儿》歌颂了不屈的英雄，传扬了忠君爱国，“威武不能屈”，为正义牺牲的精神，影响社会各阶层各种人之间的关系。全剧始终贯传一种磅礴的正义精神，有利于统治者维护政权，实现社会和谐。

《赵氏孤儿》作为一部历史剧，借古讽今，抒发改朝换代时的民族情绪，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要有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坚信正义战胜邪恶的顽强斗志，激励了民族意识，弘扬了爱国情怀，具有极大的时代感召力量。文学作品创作中，时代趋向占着统治地位，环境更新，作品也随之变化，但是文学始终承担着政治教化功能，具有现实的指向作用。

参考文献：

[1][18]（元）纪君祥著，杨胜朋，周明初校注.赵氏孤儿[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

[2][1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8][9][10][11][15]丹纳. 艺术哲学[M].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弗洛伊德.文明及其欠憾[M].安徽文艺出版社 ， 1987.

[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三联书店， 1988.

[7]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8]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6.

[13]曹葆华译 . （俄）普列汉诺夫. 论艺术[M].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

[14]冯天喻，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M].上海人们出版社， 2000.

[16]钱穆.国史大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6.

[17]李守鹏，王鹏生.新编中国通史宋·元[M].合肥：黄山书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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