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念到语境:近代西方思想史研究范式转向

传统思想史研究只关注杰出思想家的经典文本，这种研究范式到２０世纪遭到很多历史学家的批判，剑桥学派是其中的扛鼎者。在史学研究范式转向的过程中，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昆廷·斯金纳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我们无法否认他在思想史学界与政治学界的重要地位，无论是谁要进行当代政治思想史的编撰，昆廷·斯金纳都是无法绕过的一个标杆。

[关键词]观念；语境；政治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Ｋ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１２－００２８－０４

张芳山（１９７５—），男，南昌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和西方政治思想史；涂宪华（１９７５—），女，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４７）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昆廷·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研究”（项目编号：１０ＺＸ２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学术界尤其是思想史学界盛行一种歌德式的假设：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一个不是被思考过了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重新思考而已。以往杰出思想家以及他们的经典文本就代表了人类关于这些问题思考的最高境界，他们关于这些永恒问题的探索成果理应成为我们进行思考和生产生活的思想宝库和智慧源泉。在这样的理论悬设下，当代思想家所做的就是去研究和阐释这些经典文本。这种假设到１９世纪遭到挑战。在１９世纪，西方历史主义开始崛起并对之进行了批判。历史主义认为，所有文化都形成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它们的价值就在于和其他文化不可通约的独特性。一切人类思想都受制于它们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没有任何所谓的伟大思想能够超越其历史局限性，能够跨越时空，因而，人类思想中就没有什么真正永恒和持久的成分。进入２０世纪，剑桥学派开始对这种假设进行了比历史主义更猛烈的批判，并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式，其中尤以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昆廷·斯金纳(Ｑｕｅｎｔｉｎ Ｓｋｉｎｎｅｒ)最为突出。

一、从“观念”到“概念”

对史学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的研究，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是在哲学层面上来展开的。这种研究方向以美国的阿瑟·洛维乔易为开创者。阿瑟·洛维乔易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应该聚焦于“观念的单元”，同时重点关注那些经典思想家的经典著作，把他们的著作看做史学史研究的唯一材料。[１]（Ｐ８）于是，其后的一些追随者一谈到思想史的研究，就认为必然是对经典作家经典文本的解读，正如昆廷·斯金纳所指出的那样：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被广泛地视为思想史唯一的研究对象。把观念史的研究对象局限于经典文本，集中于观念的单元，这样的研究观点和方法，斯金纳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和非历史的，完全抹杀了思想史]进过程中的变化和其他因素。

当思想史研究从基本的内容转向思想的论辩时，斯金纳觉得应该将思想史]进过程中“概念”当作独立的实体来进行考察。斯金纳认为，概念的意义并不是约定俗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同样一个词，今天的意义和中世纪的、远古的肯定会有差异，所以，研究这些概念的变迁就可以窥斑见豹，可以了解历史的一些真实面相。相对于“观念”，“概念”显得更具体而微，我们可以把概念看做是比观念更小的一个单元。如果把观念看做是一种思想的话，那么概念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单词。

概念史研究的提出不仅表明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研究的具体化，而且意味着实现了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实质性转换，实现了思想史从观念史到概念史的主题转换，从而开创了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范式，同时也奠定了史学史研究的新“基础”。与观念单元的普遍性和反历史性相比，概念史则更为突出了思想]进中的断裂性和历史性。[２]（Ｐ４－５）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熏斯金纳就指出：“作为我们研究与理解的对象，光有文本本身是不够的。” [３]（Ｐ８９）

其实，斯金纳转向概念的研究在历史学界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１８９５年，阿克顿勋爵在成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的]讲中说：“我们的任务是把握观念的]进，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原因。”[４]（Ｐ２）洛维乔意也指出，对观念史中观念指示着什么有着很大的分歧。[５]（Ｐ１３）思想史家琼·埃哈德认为历史观念史包括三种类型的历史：一是大的世界体系中的个人历史，二是由观念所体现与代表的集体和不同的现实的历史，三是思想和情感样式的结构史。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则认为思想史包括“历史观念史”（常常在哲学的阐述上系统地研究思想）、思想史自身（研究非正规的思想、观念的氛围和知识的]进）、社会观念（研究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传播）和文化史（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研究文化，包括对世界的观念和集体心态）等内容。达恩顿还认为，这四个不同的层面体现着从高到低的递进，因此，他用高和低的两个中心概念来概括思想史所研究的全部内容。[６]（Ｐ１１７）

剑桥学派的研究路径是：思想史不仅要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内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只有置身于这种大背景下或不同的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思想。因此，传统史学研究的明显缺陷就是它的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６]（Ｐ１２０）

剑桥学派创造出一种自己的方式研究思想史，这就是：“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７]（Ｐ３）简而言之就是集中精力探讨这个时代的语汇。他们认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达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所以，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研究经典文本，历史学家是分析这种“语言，而不是运用这种语言的个人”。于是，在这里，“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８]（Ｐ１１０）

二、历史语境主义

以列奥·斯特劳斯为首的传统思想史研究学者坚持经典文本的绝对优先性，主张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应该是专注于经典文本，通过字里行间的推敲来把握伟大人物的微言大义。斯金纳则反对传统史学研究中确立的以“英雄榜”或“点鬼簿”为研究对象的范式。他认为，所谓的杰出人物或者英雄是如何获得“准入”资格是不清楚的，好像没有一定的规范，有人虽然在当时未入选，但后来由于其在某种思想的角度或者深度被后人重新“发现”出来。斯金纳认为，传统的史学史讨论的是进入了思想史花名册中的主要人物，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很模糊，也缺乏一个公认的“准入”标准。

斯金纳早年就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的论文，在文中，斯金纳论述了传统研究范式中存在的三个错误：学说的神话、连贯性的神话和预见性的神话。

在斯金纳看来，传统的思想史学家在对已经成为历史的思想进行研究时?熏最容易出现的危险往往就是自身在进行研究时所预先设定的种种期待?熏在头脑里会预先认定某人必定讲了或应该讲了什么?熏而这种先入为主的自以为是的预见?熏是各种思想史谬误之所以流传的最大原因之一，下面我们来进行具体分析。

学说的神话。斯金纳认为，思想史研究者往往期望着，每一位经典作者在被认为构成某一主题的所有话题上都必定发表了某种相关的主张。这种主张用之于思想研究的实践中就导致了史学家往往把经典作者的细枝末节的、零散而偶然的思想收集起来，转化为一种研究者自我认定的学说系统。思想史由此就变成了将重心置于单个思想家的思想传记的合集，这种思想传记的特殊危险在于容易犯时代误置的错误，研究者往往在经典文本中急于求成地发现所期待的证据。很多思想史研究者在从事研究时，暗中依据的是这样的假设：过往的思想家们必定有这样的意图，要使他们关于某些论题的讨论成为对该领域的最具系统性的贡献。斯金纳非常反对这种学说的神话，强调不要对作者的意图妄加揣度。在斯金纳看来，施特劳斯及其学派就是这种学说神话的典型，因为施特劳斯认为：道德、政治学说的历史乃是思想史上最伟大人物们对某些根本问题的不断追寻，于是，人类根本处境的相似性就使得人们有可能在某个时刻突破人类历史性的局限，从而达到对根本问题的真正的洞见。否认了这样的可能性也就否认了以寻求绝对知识为己任的哲学的可能性，否定了自然权利的存在。施特劳斯在自己的学术后期，日益偏向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是因为他认为：“人们必须严肃地对待过去的思想，或者说，人们必须准备好认为这乃是可能的，过去的思想在关键性的方面比之当今的思想更为优越，人们必须认为这是可能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在关键性方面比之过去更加低劣的时代，或者，我们生活在一个衰颓或败落的时代。人们必须衷心地向往着过去。”[９]（Ｐ１６７）施特劳斯认为相对于古典史学而言，现代史学就是一种堕落。“传统的自然法，首先和主要地是一种客观的法则和尺度，一种先于人类并一直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有约束的秩序。而近代自然法，则首先和主要是一系列的权利，或倾向于一系列的权利，一系列的主观诉求，它们起始于人类意志。”[１０]（Ｐ２）施特劳斯在对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研究中，认为这两人是古典传统被破坏颠覆的始作俑者，在他笔下，马基雅维里是非道德、非宗教的邪恶的宗师。而斯金纳则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强调思想史并非对永恒问题的不断贡献，而是对于变化着的问题的变化着的解答。

连贯性的神话。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将研究对象的思想和著作看做一个融会贯通的整体，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比较典型的做法是：在经典文本中找到一些片言只语、细枝末节，作为贯通全部文本的基础。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往往在对象有矛盾的时候不是倾向于去研究是不是不融贯，而是想努力解释他们的矛盾之处，诠释它们之间矛盾的不存在或微不足道或表面矛盾而实质是一致的，并且始终认为作者应该是前后一致的。斯金纳认为，这种连贯性之所以说它是神话就是因为它往往是人们臆想虚构的，思想家本身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历程中出现前后矛盾，乃是思想史上常有的事情。斯金纳非常反对斯特劳斯的观点，因为斯特劳斯认为在经典文本中每个表面上的矛盾和混乱之处其实是作者有意为之，往往都有深意存在。在斯金纳看来，斯特劳斯无疑是沉浸在学说连贯性的神话之中无力自拔。

预期的神话。斯金纳认为除了学说的神话、连贯性的神话之外，人们还喜欢制造预期的神话，预期的神话“在我们对于某个片段的回溯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比之它对于当时的当事人所具有的意义更加感兴趣时，就很容易发生了” [３]（Ｐ７３）。预期的神话往往表现为带有目的论意味的解读方式，研究者往往会以自己所熟悉的思想模式来解读和评价对象的文本。例如，经常会有人这样说，当彼得拉克登上旺图山（Ｍｏｕｎｔ Ｖｅｎｔｏｕｘ）时，文艺复兴的序幕就拉开了。如今，有人可以用某种浪漫主义的口吻向我们讲述彼得拉克此举的意义及其可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但类似这样的描述不可能是彼得拉克本人的真实意图，也不是他的举动的意涵所在。预期性的神话的特点往往将自己声称的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发现的意义与所研究的文本本身牵强附会。斯金纳认为：马基雅维里被认为是现代政治趋向的奠定者，有了他才使我们站在了现代世界的入口处，这些对于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历史重要性的评判虽然可能是成立的，然而，类似的断言常常使众多研究者致力于探讨其思想中的现代因素，甚至将其当作马基雅维里本人之意。这里的危险不仅在于太过轻易地看到论者想要在马基雅维里那里看到的现代因素，而且，这种解释远离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著述本打算成就的东西。这样的诠释甚至可能与马基雅维里政治著作意图的描述完全不搭边界，甚至是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斯金纳指出，从原则上来看，传统的方法无法使我们对思想史上的文本形成充分的理解。之所以如此，其根源在于，假如我们想理解这样的文本，我们不仅要能够说出著作家言论的意涵，而且要清楚该著作家发表这些言论时的意图。假如完全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著作家在某一方面的言论，不仅失当，而且在许多时候在该著作家的意图或意思上造成明显的误导。[１１]（Ｐ１２３）

三、昆廷·斯金纳在史学上的地位与贡献

在当今学界特别是思想史研究领域，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成为世界主流，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日渐增大，并且对传统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产生了巨大的颠覆作用，由于斯金纳在其中的影响首屈一指，以至于被称誉为“斯金纳革命”。著名政治思想家劳伦斯·斯通（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Ｓｔｏｎｅ）曾经说过：“主要由于斯金纳、波考克和贝林的工作，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已经被改写。”[１２]（Ｐ１４）

研究昆廷·斯金纳的著名政治思想家詹姆士·塔利（Ｊａｍｅｓ Ｔｕｌｌｙ）认为，斯金纳的贡献在于：解读历史的文本，考查观念的形成和变化，分析观念与其所代表的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１３]（Ｐ７）詹姆斯·塔利也指出：史学家要了解某一言行在多大程度上是原创的或仅仅是俗套，那种脱离语境孤立的考察文本是做不到的，要达到目的必须了解当时的常规或常态，就不仅要考察思想史上的大人物，还必须考察大量的名不见经传的市井群众。[１３]（Ｐ１８）

在当代史学研究中，昆廷·斯金纳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无论是谁要进行当代政治思想的编撰，斯金纳都是无法绕过的一个标杆，对于斯金纳，即使是“吝啬”的里希特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敬仰之情，他热情洋溢地说，政治思想家中很少有人在哲学才智上能够与斯金纳相媲美。[１４]（Ｐ５９）阿兰·博耶认为：“一些思想史的复兴要归功于政治观念史家，特别是昆廷·斯金纳和约翰·波考克（Ｊｏｈｎ Ｐｏｃｏｃｋ）。”[１５]（Ｐ１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布鲁斯·库克里克也承认，自己的很多灵感是来自于斯金纳学说的启发，他说：“昆廷·斯金纳对思想史方法作了非常出色的论证，对我的著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尽管我比斯金纳及其许多追随者更加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把握我们所要考察的观念和社会语境。”[１１]（Ｐ２０）

斯金纳的理论创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研究对象的革命。斯金纳将研究对象转向思想史上的政治“概念”，把“概念”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实体来进行考察分析，实现了思想史研究从“观念史”到“概念史”的范式转换，相对于“观念史”的研究，“概念史”可以更加真实地突出史学的发展过程。二是研究方式的革命。斯金纳针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提出了“历史语境主义”。思想史经典的研究方法就是研究每个历史时期的名人名著，认为每个时期的名著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政治智慧，但斯金纳不那么认为。在斯金纳看来，思想是一定时期某个具体事件的辩论过程及其结果，所以，斯金纳提出要历史地理解思想，要回复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挖掘文本的意义，否则就会陷入臆想，带来误导，从而颠覆了传统思想史的那种经典解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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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Ｓｔｏｎｅ，Ｔｈ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押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 Ｎｅｗ ｏ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８５．

[１３]Ｊａｍｅｓ ｔｕｌｌｙ，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押Ｑｕｅｎｔｉｎ Ｓｋｉ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ｓ，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１４]Ｍｅｌｖｉｎ Ｒｉｃｈｔｅ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押Ｐｏｃｏｃｋ，Ｓｋｉ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Ｇｒｕｎｄｂｅｇ ｒｉｆｆ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ｖｏｌ．２９，ｎｏ．１，１９９０．

[１５]阿兰•博耶．论古代共和主义的现代意义[Ａ]．应奇．公民共和主义[Ｍ]．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５．

【责任编辑：龚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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