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三国学案》编辑特色刍议

摘要：

《两汉三国学案》是清末民初一部重要的学案体著作，在编辑思想、体例和按语上均特色鲜明，对当今的学术史编纂仍有参考借鉴价值：编辑思想明确，以“明道”为根本宗旨；编辑体例创新，综合了学案体和纪传体两种体裁，对学案体史书进行了大胆创新；按语精辟，编纂者的学术独立性鲜明。

关键词：

两汉三国学案 唐晏 编辑 特色

《两汉三国学案》，清末民初学者唐晏著，1917年刊行。依次有《周易》两卷、《尚书》《诗》各两卷、《礼》《乐》一卷、《春秋》两卷、《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一卷、《明经文学列传》一卷，共11卷。该书分门别派，以史籍传记资料为主体，以经学家的经说为补充，是一部展现两汉三国经学发展脉络的学术专著。在编纂思想、体例和方法上都很有特色，对今天的学术史编纂仍有参考借鉴价值

一、编辑思想明确

1. 以明道为根本宗旨。《凡例》言“是书之作，本期明道”，[1]明道即是明孔子之道。唐晏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学思想是“万世不易之良规”，因此提出“事虽取之于史，而其义则必求合于经。必不倍圣门之旨者，乃始取之，以继承孔、孟之绪”，[2]他是按照治经的精神来编纂该书的。

2. 重视家法。汉初儒家传授经学，都由口授，数传之后，句读义训互有歧异，乃分为各家。师所传授，弟子一字不能改变，界限甚严，称为家法。唐晏提出“故汉儒之经学重家法，此三代之遗法也。故叙汉儒，必以经之家法为断”。[3]这种编辑思想，将两汉三国时期经学流派及其传承、演变的脉络清晰展示出来。

3. 扬鲁学，抑齐学。唐晏认为西汉经学首先应辨明的是齐学鲁学，鲁学为孔门正宗，齐学掺杂了阴阳五行各家之术，如果不加辨析，就会对孔子思想产生误解，对于清代学人宗齐学的倾向提出批评，“今代学人尤喜宗齐学之绪而扬其波，孔道矫矣”。[4]

二、编辑体例创新

以《明儒学案》发端、《宋元学案》集大成的学案体史书体裁，一般是总论、案主传略和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结构，但《两汉三国学案》却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一）继承之处：每一卷前有卷首按语、学派列表，简述该目源流大旨，相当于《明儒学案》的总论，起发凡起例的作用。中间案主传略为学案主体部分，叙述案主的生平及学术思想。最后为学术资料汇编，由传主学说、论著目录组成。

1. 卷首按语。学案体各卷首有总论一条，论述各卷内容和主旨，具有发凡起例的总纲性质。《两汉三国学案》每目先有按语一篇，简述该目源流大旨。

黄宗羲特别强调揭示各家宗旨的重要性：“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得力处，亦是学者入门处。”[5]唐晏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如他在春秋卷首按语中剖析春秋之旨：“夫春秋，孔子所以记变之书也……谷梁出于鲁儒，其说最为有……公羊，齐说也，未必为孔门之正传……若夫左氏，固于今为盛，然岂能以事而废文哉。”[6]提纲挈领地剖析了春秋三家学派的优劣。

2. 学派列表。《宋元学案》于每一学案前先立“学案表”，表列师友弟子，以明其师承关系和承授情况。《两汉三国学案》也详列所属各派各家姓名，大致以汉儒家法为断，区分经学派别。一派之中又据师承关系或时代先后进行排列，凡难以属派者，一律系于每目之末。学派列表配合卷首按语，有提挈各卷之功能。

3. 案主传略。这是学案的主要部分，主要是从《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中搜集的传记资料，包括该传主的行迹和思想及在当时经学中的地位。

此外，该书还拾遗补阙，旁搜各种史籍补充了很多经学家。如《汉书儒林传》谷梁春秋以申公开始，但唐晏考察陆氏的著作引《春秋》的四处，其中三处出自《谷梁传》，且陆贾年长于申公，因此将陆贾列为谷梁春秋第一。

该书收罗广泛，“故凡学行无愧于孔子之徒者，无不备载”。[7]共收录两汉三国学派30多个计有768人、又附记71人、不知宗派131人（其中有一人见于数目者）。

4. 学术资料汇编。此部分是学案体的精华所在，黄宗羲在编纂《明儒学案》时提出了“纂要勾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8]的轨则，《两汉三国学案》较好地贯彻了这一点：相比之前的学案体著作此部分比重最大、显得过于冗长的缺点，该书此部分精心选择，非常精炼。

学案从史籍及古注中精心钩辑出传主的学说，用以体现传主的经学观点。该部分取材广泛，除正史外，兼及其他史籍，以补正史所未备。如鲁诗中除征引《史记》和《汉书》外，还征引了以下史籍：荣广出自《经典释文叙录》、高诱诗说从《吕览》《淮南子》《战国策注》中辑出。除传主学说，每一学派之后还有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该目的著述目录，使读者对该学派的著作一目了然。这两部分的有机融合较好地体现了各学派的学术思想，既是对案主传记的补充，也有力地支持了编纂者的评论。

（二）创新之处： 唐晏特别推崇《史记》，认为“自古著书体例之严，无逾司马迁”。[9]《史记》将所传人物分门别类，归入本纪、世家、列传各部类中的编纂体例给他以启发，创造性地将纪传体体例融入学案体中：编排以经书分类；每经之下，按学派排列。这种编纂体例，综合了学案体和纪传体的优点，既清晰地梳理了两汉三国经学学脉，又符合汉代经学重视家法的实际情况。

1. 以经分类。不同于先前的学案体著作以学派分类，《两汉三国学案》以经分类，这是该书的创新之处。

因唐晏以“明道”为宗旨，以治经学的态度编纂此书，因此突破学案体的窠臼，以经分类。他认为，易经以天道通人事，而“道之大原出于天”，在明道上最为重要，因此首列周易。尚书是阐圣之书，重要性仅次易经，列为第二。诗经为治民之书，列为第三。三礼为救乱之书，列为第四。春秋为记变之书，置于诸经之末。《论语》《经》《孟子》《尔雅》因汉代尚未列入经部，因此排在后边。此外，首创“明经文学列传”，因两汉多文学之士，但其中也不乏通经者，因此有必要专列出来。

2. 每经之下详其学派。学案于各经之下详分学派，一一叙述各派源流、师承关系。

《周易》分田氏、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费氏、高氏、韩氏八家；《尚书》分今文尚书的伏氏、欧阳氏、夏侯氏和古文尚书四家；《诗》分鲁、齐、韩、毛四家。《礼》分高堂氏、大小戴、庆氏、《周官》礼派、《三礼》之学5家。《乐》列制氏等10人。《春秋》分谷梁派、公羊胡母、董氏派、公羊严氏派、公羊颜氏派、左氏派五家。《论语》分古《论语》派、鲁论派、齐论派三家。《孝经》列颜芝等35人，又附列一人。《孟子》列赵岐等5人。《尔雅》列郭舍人等5人。全书共列学派30多个，各经不详宗派者单列， 将两汉三国经学学派和经学家网罗殆尽。

三、按语精辟，编纂者的学术独立性鲜明

不同于以往的学案体著述，《两汉三国学案》有大量作者按语：每经之前有按语，揭示该经源流大旨；每一学派和每经之后都有按语，阐明各派学术源流、师承关系及作者对该派学术宗旨、地位、影响的评论。一些重要传主也有评语，对该传主的学行做出评论。这些按语论述精辟，大多发前人所未发，较好地体现了编纂者的学术独立性。

1. 分析各经之宗旨。第五卷诗经学案前之按语，阐发孔子论诗的宗旨“思无邪”：“古者，无邪也；今者，邪也。思古之无邪，以正今之有邪，而邪者无邪矣。此所以云‘思无邪’也”。[10]认为诗经的宗旨是陈古以刺今，用来批评时政。（下转第128页）

（上接第116）2. 臧否学派。对于清末民初学界宗毛诗的现象提出批评，认为毛诗在两汉并不为当时所重：“至于今日，讲汉学者奉毛诗如天球河图王言彝训，而乌知其本为两汉儒者所不道也乎！”[11]后因郑玄《毛诗笺》一出，才根本提高了毛诗的地位，“乃因康成之好新，遂使毛苌之永命”。[12]他认为郑玄做笺的用意是伸张己说：“殆借以申己说以倾三家尔。”[13]

3. 臧否人物。学案对很多传主做出评论，不同于传统史书以事功为人物评价标准，该书主要以治经态度和气节风骨为评价标准。如卷一周易京氏派杨震、杨秉父子按语： “若杨氏父子，皆以直谏闻天下。朝有大过，侃侃而谈。是岂易易者哉！若此者，可以云真儒矣。”[14]

《两汉三国学案》希望借由复归两汉经学而求得孔门真旨，因此着重表彰今文经学“以继孔孟之绪”，而对于今文经学以外的各学派便不能予以客观公正的评述，这是其不足之处。加之该书问世时正值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提出“尊孔读经”，不期与这种逆流合拍，因此一直以来学术界对其评价不高，如卢钟锋认为该书“是借助旧形式以对抗新文化潮流，故其影响是负面的”。[15]

在儒学被重新发现的今天，对该学案的价值也有必要重新评估，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部著作提要钩玄，较为全面地描述两汉、三国时代经学发展的概况，填补了学术史上这段空白。更为重要的是，该学案将学案体和纪传体有机结合，对学案体进行大胆创新，成为学案史上的一朵奇葩，“支流余韵，亦可据以窥见清末民初学案体史籍的演变”。[16]可以预见，《两汉三国学案》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显示其光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zh5）

参考文献：

[1] [2] [3] [4] [7] [9] 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凡例，两汉三国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5-7﹒

[5] [8]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17﹒

[6] [10] [11] [12] [13] [14] 唐晏.两汉三国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401，211，307，307，307，32﹒

[15] 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497﹒

[16] 陈祖武﹒中国学案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255﹒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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