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村企融合的制度结构与互惠效应

[摘    要] 如何处理好村企关系是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重要问题之一。文章以五里墩村和银香伟业为例，分析村企融合发展模式中的制度结构及其产生的互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土地流转”、“以牛入股”、“安排就业”和村企分离管理的正式制度，提高了村庄和企业的发展效率。企业对村庄环境、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无偿性的投入构成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非正式制度。五里墩村形成的村企融合发展模式产生了明显的互惠效应。具体表现为：企业的产业实现融合发展、政府部门给予更多的支持，村企交易成本显著降低;村庄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村民收入不断增加，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五里墩村的发展模式能为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 村企融合;制度结构;互惠效应;乡村振兴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9. 23. 074

[中图分类号] F3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9）23- 0176- 05

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末的乡镇企业产权改革是學者们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在隐性私有化理论的指导下，大部分学者认为集体产权只是乡镇企业产权转型过程中一种过渡样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最后必然走向产权明晰。20世纪9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乡镇企业普遍衰落的问题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现实证据。这种观点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1997年前后，中国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以“产权明晰”为主要目标的乡镇企业产权改革。进行产权明晰的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不仅可以发挥其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宏观功能，还具有激励与约束的微观功能[1]。

然而，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没有取得想象中的巨大成效，很多乡镇企业仍然没有避免走向失败的命运，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也不断出现集体资产流失、工人失业以及改制后农村社区缺乏后续发展动力的问题。2000年以后，与城市发展如火如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农民离开村庄进入城市务工经商，他们从事商业活动和务工的收入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收入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职业工人，乡村人才大量流失，经济发展几乎停滞不前，村庄衰败趋势日益明显，农村大量出现“空心化”现象。面对这些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把发展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这不仅因为产业支撑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还在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资本的农村发展乡村产业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而位于山东省菏泽市的五里墩村，在1997年前后同样进行了产权改革，但是在保证产权明晰，提高企业管理效率的基础上，企业承担起建设村庄、富裕村民的社会责任，坚持村企融合发展、实现村企共赢。

基于此，本文认为，处理好村企关系是实现乡村振兴不可回避的问题，而村企关系同时受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因此，村企关系并不必然走向村企分离或者村企合一。事实证明，村企融合同样可以成为一种有效振兴乡村而且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2      五里墩村村企融合发展模式的探索历程

2.1   五里墩村概况

五里墩村坐落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县东2.5公里处，位于黄河下游，其地理区域属于华北平原。受暖温带季风气候影响，这里四季变化明显，年降水量为700～900毫米，主要种植玉米和小麦，一年两熟，耕作历史悠久。30年前的五里墩村是“夏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的盐碱地，年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村集体负债超过2万元，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困难村。不过，五里墩村通过不断发展乡村基础教育和鼓励农民子女深造，使得仅有1 600余人的普通村庄在短短30年间走出了200多位大学生，包括50多名硕士和博士，创造了乡村教育的奇迹。同时，五里墩村是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先后荣获山东省精神文明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的荣誉称号。

截止到2018年年底，五里墩村年人均收入已经超到5万元。纵观五里墩村32年振兴乡村的探索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企业在其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企业的发展首先富裕了村民的“钱袋子”，摆脱了一穷二白的老样子，充实了村子的集体资产。随后，企业以补助奖励、建设幼儿园和小学的形式培养村庄人才，提高村民文化水平。然后持续改善村庄人居生活环境，投资修建居民小区，打造湿地公园，补齐基础设施，使五里墩村走在了乡村振兴的前列。

2.2   村企融合的探索过程

2.2.1   村企合一

1986年，面临五里墩村“人穷地穷扎穷根”的历史难题，刚被选为村支书的王银香带领村干部利用县里留下的荒废窑坑发展砖瓦建材，走村办企业道路。到1989年，五里墩村成立五里墩集团，决定发展集约化农业，进行土地的“反租倒包”，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包产到户”的土地再集起来，探索规模农业，集中经营。从1986年五里墩村开始发展集体经济到1995年完成土地“反租倒包”这一段时间，五里墩村对企业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和完整的产权，五里墩村的村支书就是五里墩集团的董事长，五里墩村的领导集体就是五里墩集团的决策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五里墩村的村企关系具有鲜明村企合一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五里墩村对企业拥有完整的产权。关于什么是产业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做过很多探讨，综合来看，大约有两类：一类是从人与财产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界定;另一类是基于财产的从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界定。无论是从人与财产的关系角度还是基于财产的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五里墩村无疑都具有对企业的完整的产权。②五里墩村对企业具有绝对的经营管理权。以五里墩村的村支书为主的支部是企业的主要领导机构，在实践过程中，体现为五里墩集团的董事长及其他参与决策者首先是五里墩的支部书记或者成员，企业是五里墩村的一部分。③村庄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在市场经济不够完善的时期，企业需要以集体的名义才能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银行贷款等方面的支持，才能更为便利地获得村庄土地和劳动力的使用权，在这一时期，村庄对企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2.2.2   村企分离

1995年前后，在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浪潮的推动下，五里墩村也开始进行“产权明晰”的尝试。经过两年左右的股份制改革，五里墩村的村集体股份由原来的100%逐渐下降到20%左右，企业的管理者由此获得了合法的企业经营剩余收益索取权，激发了企业管理者的创造力，管理效率和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企业和村庄的管理体系逐渐分离。尽管身为村支书的王银香仍然是企业的董事长，但是并没有妨碍企业和村庄各自形成了独立的领导集体。在今天，除了王银香本人外，村委会成员和企业领导已经不存在交叉任职的现象，村委会成员由本村的先进分子、致富能手担任，而企业中高层领导则逐渐由外聘的具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人才担任。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完善，企业管理者的人力资本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企业管理者的地位日益上升。

2.2.3   村企融合

股份制改革后的五里墩村村企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管理者不但拥有了生产管理经营的自主决策权，还获得了企业剩余分配的合法控制权，实现从“村企合一”到“村企分离”的变革。但是，企业和村庄并没有从此“分道扬镳”，二者仍然存在很强的利益联结机制。首先，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五里墩村土地、劳动力的支持。至今，企业仍然长期使用着村庄3 000余亩土地，其主要劳动力也来自本村。其次，企业不遗余力为村庄建设拨付资金、发展基础教育和改善村庄生活环境，由此，企业获得了村民极大的好感和支持，他们亲切称企业的董事长为“银香”。在长达32年的探索过程中，村庄和企业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既保留了村庄的原始样态，又给了企业和企业家充分的发展空间，走出一条村企融合的发展路径。事实证明，这种发展路径不仅实现了农村美、农民富、农业强的乡村振兴目标，更留住了村民，避免了“空心化”的农村困境，维系了村庄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内生秩序，而且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生活水平，也发展出了颇具特色和相当规模的涉农企业，实现了村企共赢。

3      村企融合发展模式的制度结构

“村企融合”作为一种较为独特的组织制度选择，不仅实现企业腾飞，而且促进村庄发展和村民富裕，事实证明，这至少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发展模式。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这种发展模式背后的制度结构进行深入分析。诺斯（1981）认为制度结构是“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的总和”。他进一步指出，在人们行为约束中，正式制度只占约束总体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们的行为选择大部分空间取决于非正式制度的约束[2]。

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按照诺斯的观点，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它是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确的规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非正式制度是由一定的地域范围（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村落）的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约定成俗、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3]。非正式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较之正式制度更加持久的生命力，一般可以传承给下一代甚至下几代，甚至构成一种文化传统。在中国农村，这样的非正式制度或者说文化传统有很多，几乎处处可以看到。而且任何正式制度意图发挥作用，都需要一定的非正式制度的辅助作用。与此同时，任何正式制度安排都是相对有限的，只有依靠各种不同形式的非正式制度的必要补充，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约束体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4]。

3.1   村企融合发展模式的正式制度

3.1.1   提高村民收入的“三重保障”：租金、分红与工资

（1）土地流转。从1990年起，企业就以当时高于市场两倍的价格向村民租赁土地。土地流转之初，村民对企业的土地流转协议并不是十分信任，租赁的土地多来源于王银香身边的亲戚朋友。对于中国农民来说，仅靠人均1亩3分左右的耕地难以致富，但是土地对于农民的意义更多的不是致富而是提供最后的社会保障和保证基本的生活水平。“当时种地的经济效益不好，家里凡是能干活的基本都进城打工了，家里的老人在家种点蔬菜瓜果，孩子们过年过节回家也能吃上点，我们这些老人也总不至于都靠着孩子。”（五里墩村民，S）面对这样的情况，企业没有借助政府或者村委行政力量，而是采取比较柔性的手段，先流转王银香本人的亲戚、邻居家的土地，然后扩大到一个村民组、直至整个五里墩村，减少了土地“反租倒包”过程中的很多冲突和风险，降低了村企交易成本。

目前，山东省农村土地流转的价格在500元～1 000元不等，价格的高低主要依据土地的好坏和面积决定。如果是整片流转的话便于土地承包者的耕种，土地租金的价格自然会高一些。五里墩村的土地流转价格在每年2 000元左右，远远高于山东省平均土地租金价格。五里墩村人均耕地大约在1亩5分地左右，这样每年每人从土地获得的租金是3 000元左右，一个五口之家每年可以获得15 000元的土地租金收入，远远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

（2）以牛入股。在企业成立之初，统一将农户家中散养的黄牛集中到企业统一养殖，每年会依据入股牛的数量有相应的分红，每头牛每年的租金大概是8 000～10 000元的收入。在20个世纪90年代，五里墩村几乎家家都养牛，据统计，农户入股的牛的數量少则三五头，最多的有上百头，其数量主要集中在10头左右，这样一个家庭每年获得的股份分红大概在8万～10万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五里墩村的村民采取“以牛入股”的形式参与到企业的建设之中，成为企业或大或小的股东。公司的经营状况与他们的直接收益息息相关，股份分红将五里墩村与企业紧密联结在了一起。

（3）安排就业。自企业发展规模农业、生态农业以来，五里墩村的村民实现了从农村到产业工人的转变，从奶牛养殖到果园管理、从奶制品生产到牛奶配送、从研发试验到土壤修复，处处都有五里墩人的身影。除了直接提供岗位，企业也通过带动附属产业的发展激励部分村民创业。部分农民办起了养殖场，为企业提供优质奶牛;村民开办的经销商网点成为企业奶制品的主要售卖渠道;从奶制品加工延伸出来的包装箱、纸袋的生产也激发了更多的五里墩村人自主创业。

3.1.2   提高组织效率的治理体系：企业自主决策与村民自治

（1）企业自主。通过以产权明晰为目的的企业改制，企业实际管理者成为最大的股东，经营绩效的优劣与自己的效益密切相关，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在改制过程中，逐渐由外来的优秀管理人才与技术人才担任重要职权部门的领导，企业的决策不再受村委班子或者村内家族势力的影响。在村企融合的发展路径下，产权在企业和村庄之间有了明确的界限，村委及村庄对企业的发展的干预程度得到有效控制，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与治理机制在企业中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企业管理效率大大提高。

（2）村民自治。同时，尽管企业为村庄的发展提供的大量的资金，但并没有干预村庄内部事务的决策。村委会是五里墩村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代表，代表五里墩村村民的利益和意愿。村委会集体决定企业拨付给村庄的资金的用途，或者由集体讨论村庄财政预算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预算，然后交给企业决策层讨论是否拨款。在村庄集体资产的使用、村规民约的制定、村民活动等村庄内部事务方面，由村委会集体决定，没有出现村庄过度依赖企业甚至“村庄企业化”的现象。

3.2   村企融合发展模式的非正式制度

3.2.1   企业的社会责任：“教育、环境、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

（1）发展乡村基础教育事业。乡村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关乎乡村振兴、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城市化和农村的空心化，使得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农村优质教育匮乏是现在年轻人逃离农村的主要原因之一。为解决这一难题，企业首先投资建设了一所在当地知名的国际幼儿园。这所幼儿园自2015年4月动工建设，聘请杭州设计院的设计师设计校园，占地14 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 000余平方米，投资总额超过2 000万元。与此同时，企业全额投资为五里墩小学建设新的校园。五里墩小学是公办小学，因为教育资金投入不够，五里墩村及邻近村庄的孩子一直没有一个优质的学习环境，于是企业再次划拨专项资金投资建设新的五里墩小学。

同时企业每年都会拿出固定资金奖励五里墩村继续深造的本科生、研究生。五里墩村的学生考上本科的奖励1万元，考上研究生的奖励5万元，考上博士的奖励10万元，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五里墩很多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30多年来，五里墩村共培养了大学生300余人，硕士30余人，博士5人，他们在无形中成为五里墩村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五里墩村的奖励教育的政策也在村庄里营造出一种重视教育的氛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深入五里墩村每一个村民的心，接受访问的一位村民提到“房子可以晚些盖，先供孩子上学”。

（2）支持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村企融合发展给五里墩村带来的改变还体现在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村干部和企业对五里墩村的整体布局进行了规划，首先对村内的道路重新进行整修，出资建设了五里墩村连接村庄内外的柏油马路，村庄交通设施逐渐发育完善，为村民的出行和生活提供了便利。同时按计划、分阶段建设了现代化小区并以成本价出售给村民居住，不断完善居民区周边的基础设施，包括路灯、景观石、绿化、健身器材以及村民的娱乐活动区。村庄经过重新规划建设以后，公共服务更加齐全，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生活便捷度大大增加。

（3）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企业发展促进了五里墩村的环境整治，企业采集了曹县大部分地区的土壤样本，建立了当地的“土壤质量档案室”，目前拥有有机认证净土6万亩，并以每亩30万的成本启动了“曹县百万亩净土工程”，使曹县多地的环境生态特别是土壤生态得到恢复和提升。企业首先进行了测土施肥，解决肥料滥用问题，同时对土地成分进行测试，从而了解每一块土地适合种植什么样的作物。同时，企业在2011年着手建造五里墩村的“四季河公园”，建立了四季河污水处理厂。经测算，四季河湿地包括周边区域负氧离子含量比城区高数倍以上，这片曾经的洼地成功蜕变为五里墩之“肺”。

3.2.2   村级组织的双重角色：农民的带头人与的村庄的代理人

（1）农民的当家人。32年前的五里墩村除了盐碱地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几乎算得上山东省最贫穷的村子。正如当地民谣所唱的：“五里墩啊五里墩，人穷地穷扎穷根，冬天来了白茫茫，夏天来了水汪汪。”在这种条件下，解决吃饭的问题就成为这个村子头等大事，作为村支书的王银香以及当时村委班子同样深知这一点。在五里墩村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五里墩村村委班子三十多年来始终和五里墩村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和村民劳作在一起，表现出较强的领导能力，无私的献身精神和敏锐的经济头脑。在村委班子的带领下，五里墩村经过32年的发展，不仅“集体变富、道路变宽、村庄变新、土地变平、人才变多、生活变好、环境变美、贡献变大”，而且成为远近闻名的文明村、富裕村、示范村[5]。现如今，五里墩正在他们的带领下按照“三生三区，合二为一”的思路，在“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的道路上继续探索。

（2）村庄的代理人。村组织及其领导所在的位置职能，是村内各式各樣人际网络的交际点，他们具有微妙把握农户人际关系的专门知识，在凝聚民意，安定农村秩序上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6]。产权改革之后，村组织由直接管理企业转变为代表村民与企业进行对话，一方面维护村庄及村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做好与村民的沟通工作，在村企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在土地流转之初，就是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动员宣传工作，推动了土地流转的进程。同时，村委会也根据本村现实情况，制订村庄发展规划，并积极向企业寻求资源支持。作为村庄的代理人，村组织不仅降低了与企业讨价还价的时间成本，还自觉担负起监督合约履行的职责，大大降低了村庄和企业的交易成本[7]。

4      村企融合发展模式的互惠效应

4.1   企业

4.1.1   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土地环境改良提升、高科技畜牧养殖、免疫系统工程三大主导产业，涵盖土壤环境改善、种养结合、农畜产品加工、免疫技术研究、免疫食品开发、废弃循环利用等多个领域。通过创新经营模式，实行收取门票，进园自由采摘，发展了体验农业和观光农业。为了使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王银香带领企业在2018年开始了“有机生活体验馆”的实体店建设，消费者不仅可以在这里消费健康产品，还可以了解有机生活方式。同时，企业以农牧业和奶制品加工业为基础发展出五里墩村的生态观光、文化旅游、教育实践等综合功能，真正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式发展。

4.1.2   获得政府部门扶持

在企业发展的起步阶段，五里墩村以集体名义协助企业争取相关扶持资金和优惠政策，办理各种行政审批文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村两委”不断以基础组织的政治角色向上级汇报企业在农民收入提高、村庄建设方面的贡献，力求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可与表彰。事实上，企业也先后获得山东省省长质量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等多项政治荣誉，成为山东省和菏泽市重点扶持的农业龙头企业，获取了更多的政治声誉和优惠、扶持政策。

4.1.3   降低村企交易成本

在村企融合发展过程中，企业对五里墩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改善和教育投资的无偿性拨付，获得了村民的极大的好感，促进了村民与企业的和谐关系。同时，王银香本人以及企业的主要创立者都来自村庄，王姓也是当地的大家族，世世代代居住在五里墩村，这种基于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建构出了集体信任成为企业能够实现长足发展的关键。在调研时，村民就表示“土地是我们农民吃饭的家伙儿事儿，土地一流转，我们以后的生活就没了保障，所以当时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把地拿出来，我们能拿到一部分租金，并且都是一个村的，把地交给她是信任她，相信企业能够带领我们村发展得更好。”（五里墩村村民，H）正是在基于地缘关系的独特情感联结的支持下，企业最终共流转土地3 000多亩，实行企业化管理和规模化经营，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极大地降低了村庄和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8]。

4.2   村庄

4.2.1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企业把建设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和农业发展紧密起来，建设一个兼具多种功能的现代乡村。通过发展养殖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循环农业，并且不断延伸产业链，突出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满足了五里墩村村民多种多样的物质生活需要。同时，循环农业对净化空气、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减少污染、防风固沙等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极大地减少了化学肥料和农药的施用，还可以通过施用有机肥的方式不断改良土壤。此外也为人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农业景观，例如现代农场、设施大棚等。五里墩村的农业生产不仅为人民提供优质产业，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同时，农业劳动也是人们满足心理需求，获得情感寄托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记得住“乡愁”。在农业生产中，人们可以体验劳动的艰辛，养成尊重劳动成果、珍惜粮食的品质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9]。五里墩村的银香国际幼儿园与农业大棚建在一起，并把农业劳动教育作为孩子的基础教育，同时五里墩村也成为城市孩子体验农耕生活的地点。

4.2.2   村民收入明显增加

五里墩的农民租金收益虽然不均衡，但是户户都有，再加上企业自愿给村民提供的教育保障、基础设施等各种福利，因此，五里墩村民都有一个不错的基本收入。五里墩村有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但是没有贫困的家庭，在这里，关于扶贫的工作安排几乎看不到。同时，五里墩村除了王银香一家以外也很少有特别富裕的家庭。全村年收入超过50万的农民可能只有几户，且往往是依靠出租给企业的黄牛赚租金。五里墩村也有几家小型的加工厂，不过都是为了给企业提供服务和商品。租金在10万元左右的农户最多，可以占到全村的六到七成。如果加上集体分红收入和其他各种务工经商收入，六到七成农户的年收入不难超过20万元。收入最少的农户，租金加上勞动收入，一年也很少会低于10万元。

4.2.3   村庄结构相对稳定

在五里墩村，企业显然是带动村庄发展的一个关键。通过出租土地和牛，五里墩村的村民获得了比较多的租金收入，为每户农民提供了可观的生活保障，基本消除了贫困的存在。村庄缺少真正靠办厂经商致富的乡村企业家阶层，而存在一些依靠和企业的联系而富裕起来的乡村精英。因为有了企业的租金收入和股份分红保底，村庄就没有了贫困群体，同时，无论是老年人之间还是年轻人之间，即使就业有差异，经济收入却很少存在差异，所以村庄的经济分层就比较弱。此外，企业为五里墩村带来了明显超过其他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和教育保障，五里墩村的村民明显享受着土地和牛的租金以及比城市更好的生活，他们普遍不愿意进城成为市民，村庄结构相对稳定。

5      结    语

五里墩村的案例表明，村企关系并不只受正式制度的影响，同样受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具有互促关系，不仅实现了产权明晰的改制目标，提高了企业管理效率，同时促进了村庄的建设和村民致富，形成了相互支持、和谐有序的村企关系，探索出村企融合的发展模式。

五里墩村在探索村企融合发展过程中，通过签订土地流转租金合同、以牛入股获取股金分红、安排就业获取工资等方式保证了村民的收益，同时村庄和企业分离管理，村庄和企业领导成员不交叉任职，企业管理人员由外来的专门人才担任，村庄领导班子由本村村民民主选举，保证了企业管理和村庄发展效率。企业无偿性对村庄进行投资，以改善村庄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增进村民福利，获得了村民的支持和好感。而村级组织的功能也由原来的管理村庄和企业转变为带领村民勤劳致富与代表村民与企业谈判。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互促，实现了“村企共赢”。

五里墩村的经验表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存在耦合关系，二者互相配合可以实现村企共赢[10]。然而，现有的研究仍然不足，还有一些问题值得继续探讨：其一，村企关系的非正式制度的形成根源是什么？非正式制度对于企业的发展的启示何在？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调研和思考;其二，其他村庄的村企关系是怎样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需要做进一步的对比研究，才可以得出更加科学的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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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新艳.农地规模流转：契约安排与村庄发展转型——来自“引企进村”的百岭村调查[C]//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加大城乡统筹力度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北京，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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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珺，宋献中，王红建.非正式制度、家乡认同与企业环境治理[J].管理世界，2017（3）：76-94，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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