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基层党建工作总结例文党建强，发展强，已经成为经过实践检验的社会共识。将党的建设贯穿全过程、各领域，筑牢红色根基、厚植组织优势，发展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人民生活才会越来越幸福。惟其艰巨，方显力量。刚刚过去的2023年，是极不平凡、极为重要的一年，XX以“专精特新”为鲜明导向抓好基层党建，激励全区4000多个基层党组织和50000余名党员充分发挥好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XX全域充分彰显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党建成为引领XX稳中求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法宝”。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 纪律教育学习月专题党课讲稿的文章7篇, 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根据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方案的安排，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堂纪律教育学习月专题党课，题目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来源》。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党课学习，首先来看一个短视频。
(短视频播放完毕)
刚刚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这是我国广大军民非常熟悉的一首革命传统歌曲，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怎么形成的?首先，请问大家知不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几个版本?准确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有两个具有不同针对性的版本。其中一个是针对人民军队建设的;另一个则是针对党政干部的。这两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军队建设和党政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一、建军初期的发展历程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于建军初期。红军刚成立时，主要以农民为主，革命性、组织性和纪律性都不是很强。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时，正是当地红薯收获季节。在初次助民劳动中，有的官兵吃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有意见。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给部队规定了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不久，部队开到茶陵筹款，在打土豪时又有个别官兵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于是，毛泽东又有针对性地提出打土豪归公的纪律。同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毛泽东了解到某些部队出现了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后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同年3月底，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4月初，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将“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1929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洗澡要避女人、不搜俘虏的腰包，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工农红军的步伐一路向前、走过大江南北，对纪律的要求也在不断丰富发展。
三大纪律中，“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
随着作战环境的变化，原先在南方宿营时要用“门板”和“稻草”铺地睡觉的情况，在红军主力长征转移到北方以后不再有了。这两项内容因与革命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应，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就不再出现。“八项注意”的内容相应地补充完善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935年10月，红1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给官兵讲解布告时想到，如果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歌词，更便于红军官兵牢记。于是，他与任宣传科科长的刘华清商量，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歌曲《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韵律，完成了《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由于歌词易记、旋律简单，这支嘹亮的军歌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指挥，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了。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对原先“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这便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个版本，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对于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建国后的完善修改
建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党与人民群众保持了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亲密关系。广大党政干部真心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事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1957年后，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干部队伍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开始出现。在为期三年的大跃进中，由于指导思想的严重“左”倾，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等“五风”盛行，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严重紧张。对此，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部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于1961年1月8日，就拟订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题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说，关于全国党政干部适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研究了各省的一些类似的规定和宪法、刑法草案、党章等，并与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现拟了一个稿子送上，请看可否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
胡乔木所拟稿中的“三大纪律”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作坏事要批评揭发。“八项注意”是：一、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二、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三、保护人民财产，侵占损害人民财产要赔偿;四、保护公共财产，贪污盗窃假公济私要赔偿;五、用人要经过组织，不许任用私人;六、对人要讲公道，不许陷害好人包庇坏人;七、对上级要讲实话，不许假报成绩隐瞒缺点;八、对下级要讲民主，不许压制批评压制上告。胡乔木这个稿子中的规定有的有很强的针对性，但用语不那么简洁明快。
毛泽东对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于1961年1月9日对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作了批示，提出修改意见：“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记。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面作用。”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报告拟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要各组讨论，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对胡乔木起草的“三大纪律”，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后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不是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中的要害问题。 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的更简单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
经反复讨论、修改后，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下发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在党内予以公布。这次公布的“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便是第二个版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积极影响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公布，对于保证中央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教育和约束党政干部的作风和行为，纠正干部中存在的五风现象，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拒腐防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随后进行的经济调整也发生了有利的影响，对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共渡难关，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都发生了积极影响。
同志们，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都是为了改进党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要持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以优良的作风和实干的担当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落地落实，为群众解难题、为基层服好务，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擦亮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鲜明底色!
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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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军初期的发展历程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于建军初期。红军刚成立时，主要以农民为主，革命性、组织性和纪律性都不是很强。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时，正是当地红薯收获季节。在初次助民劳动中，有的官兵吃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有意见。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给部队规定了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不久，部队开到茶陵筹款，在打土豪时又有个别官兵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于是，毛泽东又有针对性地提出打土豪归公的纪律。同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毛泽东了解到某些部队出现了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后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同年3月底，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4月初，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将“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1929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洗澡要避女人、不搜俘虏的腰包，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工农红军的步伐一路向前、走过大江南北，对纪律的要求也在不断丰富发展。
三大纪律中，“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
随着作战环境的变化，原先在南方宿营时要用“门板”和“稻草”铺地睡觉的情况，在红军主力长征转移到北方以后不再有了。这两项内容因与革命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应，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就不再出现。“八项注意”的内容相应地补充完善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935年10月，红1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给官兵讲解布告时想到，如果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歌词，更便于红军官兵牢记。于是，他与任宣传科科长的刘华清商量，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歌曲《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韵律，完成了《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由于歌词易记、旋律简单，这支嘹亮的军歌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指挥，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了。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对原先“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这便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个版本，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对于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建国后的完善修改
建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党与人民群众保持了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亲密关系。广大党政干部真心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事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1957年后，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干部队伍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开始出现。在为期三年的大跃进中，由于指导思想的严重“左”倾，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等“五风”盛行，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严重紧张。对此，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部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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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反复讨论、修改后，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下发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在党内予以公布。这次公布的“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便是第二个版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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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把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纳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体安排，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面向全县党员干部开展。通过强化纪律教育学习，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一体推进党的XX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市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和县委十四届五次全会具体部署落地落实、见行见效。下面是明月秘书网小编为您推荐纪律教育学习月专题党课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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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于建军初期。红军刚成立时，主要以农民为主，革命性、组织性和纪律性都不是很强。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时，正是当地红薯收获季节。在初次助民劳动中，有的官兵吃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有意见。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给部队规定了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不久，部队开到茶陵筹款，在打土豪时又有个别官兵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于是，毛泽东又有针对性地提出打土豪归公的纪律。同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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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洗澡要避女人、不搜俘虏的腰包，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工农红军的步伐一路向前、走过大江南北，对纪律的要求也在不断丰富发展。
三大纪律中，“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
随着作战环境的变化，原先在南方宿营时要用“门板”和“稻草”铺地睡觉的情况，在红军主力长征转移到北方以后不再有了。这两项内容因与革命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应，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就不再出现。“八项注意”的内容相应地补充完善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935年10月，红1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给官兵讲解布告时想到，如果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歌词，更便于红军官兵牢记。于是，他与任宣传科科长的刘华清商量，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歌曲《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韵律，完成了《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由于歌词易记、旋律简单，这支嘹亮的军歌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指挥，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了。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对原先“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这便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个版本，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对于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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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于1961年1月8日，就拟订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题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说，关于全国党政干部适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研究了各省的一些类似的规定和宪法、刑法草案、党章等，并与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现拟了一个稿子送上，请看可否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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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于1961年1月9日对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作了批示，提出修改意见：“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记。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面作用。”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报告拟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要各组讨论，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对胡乔木起草的“三大纪律”，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后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不是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中的要害问题。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的更简单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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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影响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公布，对于保证中央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教育和约束党政干部的作风和行为，纠正干部中存在的五风现象，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拒腐防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随后进行的经济调整也发生了有利的影响，对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共渡难关，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都发生了积极影响。
同志们，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都是为了改进党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要持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以优良的作风和实干的担当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落地落实，为群众解难题、为基层服好务，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擦亮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鲜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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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这是我国广大军民非常熟悉的一首革命传统歌曲，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怎么形成的?首先，请问大家知不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几个版本?准确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有两个具有不同针对性的版本。其中一个是针对人民军队建设的；另一个则是针对党政干部的。这两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军队建设和党政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一、建军初期的发展历程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于建军初期。红军刚成立时，主要以农民为主，革命性、组织性和纪律性都不是很强。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时，正是当地红薯收获季节。在初次助民劳动中，有的官兵吃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有意见。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给部队规定了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不久，部队开到茶陵筹款，在打土豪时又有个别官兵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于是，毛泽东又有针对性地提出打土豪归公的纪律。同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毛泽东了解到某些部队出现了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后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同年3月底，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4月初，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将“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1929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洗澡要避女人、不搜俘虏的腰包，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工农红军的步伐一路向前、走过大江南北，对纪律的要求也在不断丰富发展。
三大纪律中，“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
随着作战环境的变化，原先在南方宿营时要用“门板”和“稻草”铺地睡觉的情况，在红军主力长征转移到北方以后不再有了。这两项内容因与革命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应，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就不再出现。“八项注意”的内容相应地补充完善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935年10月，红1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给官兵讲解布告时想到，如果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歌词，更便于红军官兵牢记。于是，他与任宣传科科长的刘华清商量，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歌曲《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韵律，完成了《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由于歌词易记、旋律简单，这支嘹亮的军歌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指挥，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了。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对原先“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这便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个版本，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对于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建国后的完善修改
建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党与人民群众保持了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亲密关系。广大党政干部真心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事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1957年后，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干部队伍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开始出现。在为期三年的大跃进中，由于指导思想的严重“左”倾，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等“五风”盛行，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严重紧张。对此，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部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于1961年1月8日，就拟订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题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说，关于全国党政干部适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研究了各省的一些类似的规定和宪法、刑法草案、党章等，并与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现拟了一个稿子送上，请看可否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
胡乔木所拟稿中的“三大纪律”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作坏事要批评揭发。“八项注意”是：一、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二、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三、保护人民财产，侵占损害人民财产要赔偿；四、保护公共财产，贪污盗窃假公济私要赔偿；五、用人要经过组织，不许任用私人；六、对人要讲公道，不许陷害好人包庇坏人；七、对上级要讲实话，不许假报成绩隐瞒缺点；八、对下级要讲民主，不许压制批评压制上告。胡乔木这个稿子中的规定有的有很强的针对性，但用语不那么简洁明快。
毛泽东对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于1961年1月9日对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作了批示，提出修改意见：“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记。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面作用。”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报告拟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要各组讨论，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对胡乔木起草的“三大纪律”，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后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不是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中的要害问题。 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的更简单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
经反复讨论、修改后，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下发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在党内予以公布。这次公布的“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便是第二个版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积极影响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公布，对于保证中央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教育和约束党政干部的作风和行为，纠正干部中存在的五风现象，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拒腐防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随后进行的经济调整也发生了有利的影响，对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共渡难关，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都发生了积极影响。
同志们，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都是为了改进党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要持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以优良的作风和实干的担当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落地落实，为群众解难题、为基层服好务，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擦亮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鲜明底色！
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根据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方案的安排，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堂纪律教育学习月专题党课，题目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来源》。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党课学习，首先来看一个短视频。
（短视频播放完毕）
刚刚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这是我国广大军民非常熟悉的一首革命传统歌曲，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怎么形成的?首先，请问大家知不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几个版本?准确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有两个具有不同针对性的版本。其中一个是针对人民军队建设的；另一个则是针对党政干部的。这两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军队建设和党政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一、建军初期的发展历程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于建军初期。红军刚成立时，主要以农民为主，革命性、组织性和纪律性都不是很强。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时，正是当地红薯收获季节。在初次助民劳动中，有的官兵吃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有意见。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给部队规定了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不久，部队开到茶陵筹款，在打土豪时又有个别官兵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于是，毛泽东又有针对性地提出打土豪归公的纪律。同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毛泽东了解到某些部队出现了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后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同年3月底，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4月初，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将“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1929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洗澡要避女人、不搜俘虏的腰包，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工农红军的步伐一路向前、走过大江南北，对纪律的要求也在不断丰富发展。
三大纪律中，“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
随着作战环境的变化，原先在南方宿营时要用“门板”和“稻草”铺地睡觉的情况，在红军主力长征转移到北方以后不再有了。这两项内容因与革命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应，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就不再出现。“八项注意”的内容相应地补充完善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935年10月，红1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给官兵讲解布告时想到，如果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歌词，更便于红军官兵牢记。于是，他与任宣传科科长的刘华清商量，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歌曲《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韵律，完成了《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由于歌词易记、旋律简单，这支嘹亮的军歌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指挥，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了。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对原先“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这便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个版本，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对于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建国后的完善修改
建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党与人民群众保持了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亲密关系。广大党政干部真心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事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1957年后，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干部队伍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开始出现。在为期三年的大跃进中，由于指导思想的严重“左”倾，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等“五风”盛行，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严重紧张。对此，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部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于1961年1月8日，就拟订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题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说，关于全国党政干部适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研究了各省的一些类似的规定和宪法、刑法草案、党章等，并与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现拟了一个稿子送上，请看可否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
胡乔木所拟稿中的“三大纪律”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作坏事要批评揭发。“八项注意”是：一、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二、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三、保护人民财产，侵占损害人民财产要赔偿；四、保护公共财产，贪污盗窃假公济私要赔偿；五、用人要经过组织，不许任用私人；六、对人要讲公道，不许陷害好人包庇坏人；七、对上级要讲实话，不许假报成绩隐瞒缺点；八、对下级要讲民主，不许压制批评压制上告。胡乔木这个稿子中的规定有的有很强的针对性，但用语不那么简洁明快。
毛泽东对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于1961年1月9日对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作了批示，提出修改意见：“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记。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面作用。”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报告拟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要各组讨论，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对胡乔木起草的“三大纪律”，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后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不是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中的要害问题。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的更简单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
经反复讨论、修改后，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下发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在党内予以公布。这次公布的“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便是第二个版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积极影响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公布，对于保证中央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教育和约束党政干部的作风和行为，纠正干部中存在的五风现象，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拒腐防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随后进行的经济调整也发生了有利的影响，对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共渡难关，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都发生了积极影响。
同志们，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都是为了改进党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要持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以优良的作风和实干的担当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落地落实，为群众解难题、为基层服好务，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擦亮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鲜明底色！
从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一新的重大命题，深刻理解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深刻理解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任务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带领全体干部深入学习领会重要论述精神，明确责任规定内容要求，更加坚定自觉把全面从严治党成效体现到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中。下面是明月秘书网小编为您推荐纪律教育学习月专题党课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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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军初期的发展历程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于建军初期。红军刚成立时，主要以农民为主，革命性、组织性和纪律性都不是很强。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时，正是当地红薯收获季节。在初次助民劳动中，有的官兵吃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有意见。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给部队规定了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不久，部队开到茶陵筹款，在打土豪时又有个别官兵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于是，毛泽东又有针对性地提出打土豪归公的纪律。同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毛泽东了解到某些部队出现了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后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同年3月底，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4月初，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将“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1929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洗澡要避女人、不搜俘虏的腰包，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工农红军的步伐一路向前、走过大江南北，对纪律的要求也在不断丰富发展。
三大纪律中，“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
随着作战环境的变化，原先在南方宿营时要用“门板”和“稻草”铺地睡觉的情况，在红军主力长征转移到北方以后不再有了。这两项内容因与革命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应，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就不再出现。“八项注意”的内容相应地补充完善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935年10月，红1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给官兵讲解布告时想到，如果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歌词，更便于红军官兵牢记。于是，他与任宣传科科长的刘华清商量，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歌曲《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韵律，完成了《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由于歌词易记、旋律简单，这支嘹亮的军歌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指挥，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了。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对原先“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这便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个版本，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对于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建国后的完善修改
建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党与人民群众保持了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亲密关系。广大党政干部真心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事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1957年后，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干部队伍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开始出现。在为期三年的大跃进中，由于指导思想的严重“左”倾，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等“五风”盛行，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严重紧张。对此，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部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于1961年1月8日，就拟订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题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说，关于全国党政干部适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研究了各省的一些类似的规定和宪法、刑法草案、党章等，并与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现拟了一个稿子送上，请看可否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
胡乔木所拟稿中的“三大纪律”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作坏事要批评揭发。“八项注意”是：一、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二、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三、保护人民财产，侵占损害人民财产要赔偿；四、保护公共财产，贪污盗窃假公济私要赔偿；五、用人要经过组织，不许任用私人；六、对人要讲公道，不许陷害好人包庇坏人；七、对上级要讲实话，不许假报成绩隐瞒缺点；八、对下级要讲民主，不许压制批评压制上告。胡乔木这个稿子中的规定有的有很强的针对性，但用语不那么简洁明快。
毛泽东对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于1961年1月9日对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作了批示，提出修改意见：“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记。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面作用。”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报告拟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要各组讨论，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对胡乔木起草的“三大纪律”，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后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不是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中的要害问题。 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的更简单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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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都是为了改进党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要持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以优良的作风和实干的担当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落地落实，为群众解难题、为基层服好务，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擦亮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鲜明底色！
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把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纳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体安排，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面向全县党员干部开展。通过强化纪律教育学习，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一体推进党的XX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市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和县委十四届五次全会具体部署落地落实、见行见效。下面是明月秘书网小编为您推荐XX局纪律教育学习月廉政专题党课讲稿。
A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一重大判断揭示了我们党历经百年依然风华正茂的奥秘所在，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政治决心，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高度。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之一。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是党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也是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历史。
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科学内涵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内涵丰富而深刻，是新时代我们党在深刻认识与把握执政党执政规律的基础上，对党的自我革命规律认识的深化与升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从严治党的基础上突出了体系化和常态化，拓展了管党治党的时空维度。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理论和实践的同步发展，使“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成为党中央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鲜明主题。
1.所谓“全面”，是指从严治党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涵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内容上全涵盖，是指党的建设推进到哪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要构建到哪里，全面从严治党涵盖党的建设各方面，既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也包括制度建设及反腐败斗争的方方面面。对象上全覆盖，是指全面从严治党要管全党、治全党，从严抓好领导干部队伍、党员队伍、各级党组织建设，尤其是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责任上全链条，是指依据党内法规，各级党委（党组）都要全面压紧压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执纪问责，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制度上全贯通，是指用制度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各个体系贯通联动，推动反腐败工作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真正实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从党中央公开通报的数据上看，新制定修订的党内法规占比超过70%，现行有效党内法规近4000部。在建党百年时，我们党宣告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要做到“全面”，就要树立系统思维，确立整体观念，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认真分析全面从严治党各个要素的功能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从多个方面、多维主体出发，形成党建合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2.“从严治党”关键在严，体现在“真”和“敢”上。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是对党的建设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科学回应。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治党，就是要做到无禁区，保证“从严”落实于各领域、各环节、各主体，做到规矩面前人人平等；设立严标准，严打腐败苗头，严惩腐败行为，在强化震慑力的同时树立规矩的权威。
首先，从严是一种态度，真正做到从严要有真管、敢管的责任感，明确职责并将自身职责落实到位。要严在态度、严在细节、严在行动、严在落实，要敢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持惩治不放松，保持高压态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在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对外公布了的一组数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这些数据充分彰显出党中央从严管理、一视同仁，无禁区、不设限的态度。
其次，从严治党是指制定严格纪律、规矩。强化纪律建设、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章制度，使其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良好氛围。
3.“永远在路上”是指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实践过程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永远在路上”，既是我们党百年来建党治党的经验总结，也是党应对长期存在的诸多考验和危险的客观需要。历史证明，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依然风华正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让我们共同来回忆一下历史：党的一大即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党内法规”的概念，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治党从严、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一直都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不变主题。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永远在路上”，就是要求我们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所以，全面从严治党不是我们推进党的建设的临时性、阶段性措施，而是具有长远性和长期性的伟大工程。
二、以自我革命精神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历经百年风雨，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今天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党。大党有大党的优势，同时也由于党员数量多、组织规模大，在管党治党方面，存在不同于规模较小政党的特殊困难，例如协调统一难、党内治理难、执政考验难、引领世界难等等。以党内治理为例，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就可能使党组织纪律松散，严重降低党组织的战斗力和纯洁性；如果没有长期稳定的教育举措，党员就可能丧失理想信念，缺乏革命意志；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就可能导致党的组织松懈、纪律松弛、监督乏力，严重影响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A总书记曾经深刻警醒全党：“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重塑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
如何把这种优势保持下去?A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一）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传承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论党的自我革命》一书中，A总书记系统总结了我们党百年自我革命历史，提到了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我革命。
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自我革命引领革命斗争实践，依靠党自身力量纠正偏差、求得发展。1927年八七会议，党公开承认并纠正大革命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这之后，党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1935年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延安整风运动，在思想上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全党确立和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具有深远意义。这几次自我革命都是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其次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我革命。1950年，整风运动全面开展；1951年，整党运动与“三反”运动相继开展，严肃查处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贪污腐败大案。A总书记强调，这是“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的一次自我革命。
第三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实现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是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A总书记在《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中指出，“我们党只有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敢于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才能确保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最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四个伟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组合拳”，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特别是新时代十年革命性锻造，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
（二）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应对挑战的必由之路
A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我们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充分运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成功经验，找准全面从严治党着力点，精准发力，更好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在2022年1月18日中共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A总书记就曾经阐述过这个问题。讲话的一部分《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收录在《A著作选读》第二卷。在讲话中，A总书记从六个方面系统分析总结了全面从严治党在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中形成的成功路径，分别是：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要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要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要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要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要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
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自我革命、自我提升是我们经受住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取得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有力武器。2022年，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7.4%的群众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卓有成效，这个数字比2012年提高了22.4%。99%的群众认为，党中央正风肃纪反腐的举措，体现了我们党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三）自我革命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
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关键在于走好下一步的路。怎么走?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十五部分从以下七个方面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系统部署。
1.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
如何理解“全面”?这和我们第一部分提到的“全面从严治党”当中的“全面”一样，有着丰富的内涵。过去提到“党的领导”，我们通常想到的是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三者的结合。今天讲的“党的领导”是全面的领导，内涵更加丰富。第一，领导对象覆盖的全面性。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第二，领导内容的全面性。党的领导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第三，领导过程的全面性。党的领导不仅在于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还要协调各方、督促落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项工作中。第四，领导方法的全面性。既要制定大政方针，也要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这些领导方法要全面地使用。
2.坚持不懈用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进入新时代，党的思想建设面临很大挑战。我们的父辈只能通过“新闻联播”或《人民日报》等官方渠道获取信息，但今天的年轻人可以在各种平台上获得海量资讯。虽然在党内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的难度较高，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要始终摆在关键性位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提出要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这不仅仅是一次思想教育，也是党内统一思想的重要举措。思想建设的关键在于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能够把创新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使其转化为我们坚定的理想。
3.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推动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为框架的党内法规体系，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
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下一步重点工作是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要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2021年3月27日，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在制度层面明确和规范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和突出了这部分内容。
4.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干部工作机制，包含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五个方面，改变过去更为注重选拔任用的情况，覆盖从培养到监督的全过程。
5.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整个党的组织体系的高度提出，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我们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具有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正是依靠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党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得到贯彻落实。
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对于城乡基层来说，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对于机关而言，要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推进事业单位党建工作。在企业领域，要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理顺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在一些新的领域，比如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也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6.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
在作风建设方面，我们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明显成效，“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在纪律建设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
7.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未来如何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要在之前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除大的政治利益集团外，对于群众身边的“蝇贪”现象，也要加以惩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相信未来我们仍然会以如此强的力度和决心，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
三、在工作实践中如何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更应当以更高的标准自我要求，严以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进我市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向纵深发展。
一是争做全面从严治党精神的学习者。只有学深悟透，才能践行见效。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我们更应当比其他同志多学一点，学深一层。在积极参加集体学习的同时，更要着力个人自学，做到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系统全面学、入脑入心学。要持续强化对党的二十大精神、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其中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精神，深刻领悟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逻辑，真正理解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的重要内涵。真正把学好理论，坚定信仰作为落实纪检监察队伍教育整顿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二是争做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的宣传者。全面从严治党精神要走实走深，需要全党、全社会众志成城、齐心协力。要推进我市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更好向基层延伸，需要各位纪检监察干部的共同努力。这当中，最基础的就是要做好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的宣贯工作。我们要大力宣贯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理论，让每一位**人特别是党员同志，都知道必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坚持不懈用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必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必须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必须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我们要讲清楚全面从严治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让每一位同志都正确认识当前所面临的形势，深刻体会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越严的趋势。
三是争做全面从严治党行动的示范者。我们要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争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者、“两个维护”示范引领者。加强理想信念的自我教育，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践行“三个务必”，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认真负责、勤恳务实的工作态度，更好完成本岗位各项工作任务，用实际行动争做全面从严治党行动的示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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