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砺初心克服精神懈怠3篇（完整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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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初心克服精神懈怠（精选3篇）

砥砺初心克服精神懈怠 篇1

　　内容提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优化、企业竞争、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紧迫要求。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出要求，凸显出这一指标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意义。正确理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要求，有助于找准改革关键领域，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经济史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国经济发展成败。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发展绩效的对比，也显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作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具有高度综合性，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同时还应看到，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更好兼顾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提供了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我们可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种途径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是提高资本—劳动比。通过使用更有科技含量、更有效率的机器设备可以提高资本—劳动比，进而提高每个工人创造的产值。然而，提高资本—劳动比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如果提高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会出现投资回报率下降，结果反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普通劳动者工资加快上涨，很多企业倾向于使用更多机器设备。但在一些企业，工人的技能水平等其他条件没有相应提升，反而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

　　二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学家通常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提高需要经历较长时期。例如，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为代表的教育大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教育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便如此，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在1990—20xx年、20xx—20xx年和20xx—20xx年三个时间段，我国25岁以上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分别提高了1.7年、0.8年和0.5年。可见，人力资本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虽然显著，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

　　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家在分解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发现，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释产出的增长，因而把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那部分增长源泉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例如，我们对1978—20xx年的平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进行分析，发现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这3个生产要素变量只能解释增长率的76.1%，余下的23.9%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这些要素实现的，因此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我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相重合，这期间的人口变化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则近乎零增长。这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开启了一个机会窗口，分别从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劳动力充分供给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创造了人口红利，并通过改革开放转化为经济高速增长。随着20xx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转向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传统人口红利加快消失，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因此，我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不断迈上新台阶，就必然要转向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途径的高质量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借鉴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总结发展中经济体推动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伴随经济增长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是遵循生产率提高的目标和顺序演进的过程。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进入高生产率产业，可以提高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很多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计量分析也表明，在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78—20xx年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合计为56%，而其余44%的贡献便来自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重新配置。

　　企业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壮大、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萎缩消亡能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会更多地从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发达国家则更多地从企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一些发达国家，企业的进入、退出以及生存、消亡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可高达1/3到一半。

　　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研究发现，创新会带来规模收益递增，企业能否扩大规模进而获得更多的生产要素等资源，在根本上取决于其创新能力。这就意味着，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用非市场竞争的方法扩大企业规模或者人为挑选赢家，都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相背离。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

　　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认识全要素生产率，为寻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恰当抓手提供了有益启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正是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以政府“有形之手”构建和维护使市场“无形之手”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在宏观层面，应建立以鼓励企业创新和提质增效为导向的市场激励机制。在微观层面，政府无须寻找直接政策抓手，更不能人为挑选赢家。政府不能缺位也无法替代的职能是营造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允许自由进入退出的公平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环境。相关改革包括改善营商环境，消除经营许可和要素获得方面的所有制和规模歧视，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等。

　　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其中，户籍制度改革红利最明显。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领域向高生产率领域转移，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研究表明，从劳动力流动中每获得一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可以实现同等幅度的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继续加大技术研发和教育培训投入的同时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任何时候，技术进步都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而人力资本除了直接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还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条件。

　　完善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政策机制。如果各项经济政策分工不清晰、运作不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等短期调控政策在执行反周期职能之外，被赋予刺激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职能，往往会造成杠杆率高企、产能过剩等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市场选择赢家的资源配置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有利于从目标和手段上把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分开，使其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更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砥砺初心克服精神懈怠 篇2

　　抗击疫情这段时间，有时过得很慢，慢到半夜值班归来手要很长时间才能暖过来。有时又过得很快，快到下村没多久天就黑了。细细回味，在抗击疫情的这段时间，仿佛经历了一场特殊意义的“四季轮回”。“春”，是无限的希望。“全体脱产干部马上到大会议室集合!”镇政府大院里传来了急促又清脆的脚步声，像是出征前鸣起的战鼓声，那么的铿锵有力、催人奋进。疫情面前，每位基层干部时刻保持“备战状态”，全力以赴抗击疫情。“我老了，走不动了，把这1000块钱捐给村里，给值班人员买点吃的和用的，也算是为社会尽一份力量，相信疫情一定会过去!”，说完老人颤抖的双手把钱递给了村干部，这是一位96岁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怀着坚定的信念激励大家，要满怀信心和希望抗击疫情。“夏”，是火红的骄阳。“抗击疫情，人人有责，我也要报名……”。连日来，各村涌现出了许多“红马甲”，他们在不停忙碌着，有的入户帮助村民测量体温，有的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还有的坚持每日坐班值守。此刻，这些爱心志愿者的心仿佛在沸腾着，把行动付诸于抗击疫情，用爱心筑起了一道道抗“疫”防线。“秋”，是爱心的收获。“快下高速了，先不回家了，我直接去村里”，载着20箱84消毒液的一位

　　企业家在电话里对妻子讲道。八方支援，共抗疫情，疫情发生以来，越来越多的捐助送到基层干部手中，这其中有帮扶单位、爱心人士、党员、乡贤及贫困家庭，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只为了一个目的——助力抗击疫情。是他们，让基层干部的“粮草”更加充足，“装备”更加精锐。“冬”，是严寒的坚守。正值疫情严峻时期，大雪席卷而来，村干部、值班人员们非但没有松懈，更是自我加压、严阵以待。大家冒雪张贴温馨提示明白纸，严树正确社会舆论导向。值班人员坚守岗位，雷打不动坐班值守，24小时做好应急处理。他们，迎着飘舞的雪花，冒着刺骨的寒风，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如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千家万户。

砥砺初心克服精神懈怠 篇3

　　内容提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实行改革开放。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需要调整所有制结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各种生产资源。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思想不断解放、理论不断创新、实践不断推进的改革发展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明，既不搞单一公有制也不搞私有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仍然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在改革开放40年不断推进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正如所指出的，“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调整所有制结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针对过去把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限制的做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这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依据，为调整所有制结构打开了突破口。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脱胎于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高的结果。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条件下，不可能存在私有制;同样道理，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以公有制完全取代私有制，必须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条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的问题时明确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实行改革开放，着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各种生产资源。为此，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实际，大力调整所有制结构，改变原来“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既鼓励和引导国内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又积极引进外资企业来我国发展。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被传统体制束缚的生产力，需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此，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要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一开始只允许个体经济存在与发展，到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再到鼓励外资的引进与发展;从界定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到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实践中的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到在理论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两个毫不动摇”;从市场调节和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再到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理论不断创新、实践不断推进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提出的。在实践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增加供给、满足需要、扩大就业、增加税收、搞活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理论上，还需要突破社会主义与私有制不相容的传统观念，进一步推进思想解放。我们党根据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提出。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论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说明了当时的国情：我国10亿多人口，8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还存在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和不少文盲半文盲。与基本国情相联系，进一步阐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需要进行改革开放，就需要调整所有制结构，既不搞单一公有制，也不搞私有化，而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们进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这里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对其积极作用进行了论述。1997年党的xx大报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xx大以来，多次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作出重要论述，指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上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它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其次，它指导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要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第三，它为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它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制度前提和积极因素;第五，它为我国消除贫穷落后、解决温饱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现实条件。

　　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其中，既有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公有制经济的贡献，也有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表明既不搞单一公有制也不搞私有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仍然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首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没有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应当认识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都是不可替代的，要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的，要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良性竞争、相互协作、共同发展。党的xx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我们党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其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意味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言的。原来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力非常落后，连低端低质的供给也不能满足人民低水平的物质文化需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中高端生产力相对不足，低端低质产品过剩而高端高质产品供给不够充分，不能满足人民提高了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形成了供给和需求新的不平衡。还应看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也需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把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动力都充分激发出来，共同致力于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共同推动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到20xx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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